一
看到《崇祯历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消息，我不禁想起徐光启，想起他在编纂这部大型新历书的日日夜夜，想起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徐光启是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1633年11月8日）在北京逝世的，享年七十二岁。在他逝世前的八九天里，他向崇祯皇帝上了四道奏疏。这四道奏疏说的都是《大统历》修订的事。
明代使用的历法是元代的《大统历》，到了明代，因年久失修，《大统历》多次出现差错。徐光启曾上疏修订，但遭到保守派的竭力反对，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时代，历法的修订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能乱动的。崇祯二年五月，钦天监推算日食刻数又发生严重差错，皇帝大发雷霆，朝野震惊，徐光启再次上疏参照西方历法，修订《大统历》，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七月中旬，徐光启在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拉开了修历的序幕。徐光启是修订《大统历》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传教士和中方修历人员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经过四年的紧张工作，新历书的修订已近尾声。
修订《大统历》是徐光启晚年的头等大事，在此期间他得到皇帝的厚爱和恩宠，晋升为东阁大学士，主持内阁阁务，位极人臣。但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不是政客，对此并不感兴趣，视之如浮云粪土。在他看来，历法与农事最为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他关心的是《大统历》的修订。可以说，这部新历书的修订几乎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
作为修订《大统历》的主编，徐光启不是挂名的，他不仅确定修历的指导思想“熔彼方（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而且从观象、测量、计算到编辑、审稿、定稿，他都勤勤恳恳，事必躬亲。可是，就在新历书修订即将结束之时，他却一病不起。他预感到自己的疾病难以治愈，衰龄已至。此时此刻，他“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牵肠挂肚的是《大统历》的修订工作需要有人来继承。为了物色可靠的接班人，他经过缜密的考虑，征求了修历人员的意见，最后确定了同为天主教徒的陕西按察使李天经。就在他逝世的前八天，他向崇祯皇帝上了《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李天经任历局疏》，说他自崇祯二年七月十四日奉旨督修历法事务以来，因广集众思，博取众长，已经进呈了历书七十四卷，尚有未成历书六十卷，其中三十卷，有的他已经定稿，有的他已经审阅，只要请人抄誊，就可陆续进呈。另外三十卷，修历人员正在修改，请李天经赶快到任，加以润色定稿。
崇祯六年十月初六日，也是徐光启逝世的前一天，弥留之际，他想到了修历人员。《大统历》的修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全体修历人员的共同努力，新历书是不可能这样迅速竣工的。他请人代笔，上了《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疏中列出修历局人员达二十七人的劳绩，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说他们“勤敏有加，劳瘁堪录”，特别对传教士罗雅谷、汤若望大加表彰，说他们“撰译书表，制造仪器，算测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建议皇上对他们“论功行赏”。而对自己，他却说：“臣才识疏庸，滥膺重任。”他想到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修历人员，而不是自己。
就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又猛然想到移交修历局大印和钱粮的事，叫旁人代写《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说钱粮一项，自崇祯二年正月至六年三月，共领户部、礼部、工部送来的钱银八百七十余两，他一一亲自料理，记在账册上，封存在公所里。因为有的仪器还在制作之中，钱项难以计算清楚，等待李天经到任之后才逐件查对奏缴。这笔钱是专给修历用的，经过他的清点，存放于“小金库”。他晚年生活拮据，贫病交缠，但他从来没有动用过“小金库”一分一文。正如他的学生、著名学者张溥所言：“古往今来，廉仁雅博的大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啊！”
李天经接任后，继承了徐光启的未竟之业，于徐光启逝世后不久向崇祯皇帝进呈新编历书，故取名《崇祯历书》。徐光启是这部中西合璧的大型历书的主编，他尽心尽责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天文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崇祯历书》（复制品）
二
甘薯，有的地方叫番薯、地瓜，有的地方叫红薯，上海叫山芋。上海的甘薯是徐光启从福建引种来的。
徐光启在老家上海有一个农庄别墅，别墅又名后乐堂、东皋草堂、春及堂。著名文人董其昌曾为这个别墅书写了“瀼西草堂”的匾额。现在的徐家汇天主堂一带就是这个别墅的旧址。在上海南门外康衢里（今陆家浜附近）还有南北两个园子。园子和别墅都是徐光启的农庄。他是一位科学家，一生忧国忧民，主张经世致用。在返乡为其父守制期间（1607—1610年），时值江南灾荒不断，灾民无以果腹，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如果在农庄里引种一些高产的农作物，平时可以解决百姓的口粮，一旦遇到荒年，还可以让百姓充饥，这不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吗？于是，他四处打听，开始引种高产农作物，其中最推崇的就是甘薯。
甘薯原产于中美洲，后来传入东南亚国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遍地生长，枝繁叶茂，“生熟可茹”，“可济民食”，他不顾西班牙殖民者当局的禁令，以重金向人购得数尺薯藤，带回祖国大陆，在他的家乡种植。由于甘薯种植简单，管理方便，产量又高，很快就被传开了。徐光启得到这个消息，特意三次托一位姓徐的人去福建莆田购来甘薯种子（薯藤），栽种在他的农庄试验田里，结果长势很好，收成时产量又高，与在福建种植的没有两样。引进来的甘薯种植成功了，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总结前人和自己实线的经验，写了一篇《甘薯疏》，说甘薯有十二个优点：产量高，一亩可收数十石；色白味甘；易于种植；可代替米谷；可以酿酒；生熟可食；可以切片晒干贮藏……于是，他大力倡议推广种植甘薯，说它是“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他还把甘薯引进到他在天津的农业基地。他认为，如果南北各地都广泛种植甘薯，“决可令天下无饿人也”。
徐光启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一位改革家，改革就会有阻力。当时许多人囿于传统的偏见，思想僵化，对徐光启引种、推广甘薯，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讥笑他，说他“迂腐”，但他心里想到的是“国计民生”，“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有时不远千里去求人代购。在他的农庄里，还从北方引种芜菁（十字花科），种植棉花、乌臼（大戟科）、女贞（木犀科）等，经过他的精心培育和改良，结果收获很大。所以，他信心“益坚”，对别人的讥笑，嗤之以鼻。
事实证明，甘薯经过徐光启等人的大力推广，到了清代，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地发生灾荒时，许多饥民就是靠甘薯来维持生计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指出：“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分析清代人口激增的原因时说，除了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以外，“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米蜀黍，恐关系更大”。
徐光启的农庄成了农业实验基地，除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外，还“栽花莳药（草）”。他像辛勤的园丁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指导“老农”和“老圃”们管理这些作物，并对它们的生长情况进行仔细地观察，还做了记录。回到寓所，他又翻阅古代农书，悉心研究探索，写下了心得体会，为他的《农政全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系原《文汇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