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4日下午，马相伯在越南境内的谅山去世。当日，距离重庆国民政府为马相伯举行百岁诞辰（4月5日）正好七个月余一天。马相伯在寿庆之日赢得“民族之英，国家之瑞”（国民党中央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贺电）的赞誉，逝世之时自然就越发地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马相伯逝世的消息传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同声哀悼。其时，上海租界虽然已经在抗日战争中沦为“孤岛”，但因为国内外各大通讯社云集，仍然消息最为灵通。反应最快的，居然还是美国记者。《纽约时报》在马相伯逝世当天（4日）即获得准确消息，并于同日发出电文，第二天即刊登于该报的重要版面上。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孤岛”里坚持办学的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师生们的反应同样迅速。11月5日，他们即在校园内举行追悼会，悼念自己的老校长、创办人。随后，国内外、教会内外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百岁老人马相伯的去世，成为全国民众在艰难抗战期间的又一次精神淬炼和有氧呼吸。

　　相比马相伯百岁诞辰纪念活动的媒体报道，有关老人去世时的消息报道不多。我在编辑《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马相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时候，都曾经想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可惜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见不多，方豪、徐景贤、张若谷等人的年谱、回忆录和访谈记录中也很少涉及。近年来，天主教澳门教区的刘伟杰神父以马相伯生平研究为题从事博士论文的写作，在罗马、伦敦和比利时访学，发现很多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就有一些悼念马相伯逝世的文献。伟杰兄还没有献身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缘在香港道风山结识，后来在上海又有欢谈。作为一个普通天主教徒，他已经被马相伯的传奇生平和“学术传教”思想所吸引。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伟杰兄发愿修行，如今已经成为刘神父，且于今年10月中特来上海，三度相会，仍是为了研究马相伯。刘伟杰神父急公好义，主动把这批资料和盘托出，提供给我，且嘱为尽快整理和公布。为此，特在此批文献中撮出一二，稍加注释，排印出来，以飨各界同好。

　　一、《纽约时报》（1939年11月5日）关于马相伯逝世的讣告和报道

　　原文翻译如下：曾经服务于外交界，在美国、朝鲜和其他国家代表清朝的中国退休官员，复旦学院和震旦大学创办人，著名学者马相伯去世，生年一百（以上为标题）。上海11月4日电，中国学者和退休政府官员马相伯今天在广西谅山去世，据他在这里的亲属说，生年一百岁。他可能是最为年长的清朝官员了，尽管高龄却仍然看上去健康，并精力充沛地从事公共和著述活动，直到去世。从学校毕业以后，他进入政府部门，作为1901年去世的中国高官李鸿章的外交秘书，后来他作为特使成功地出访了朝鲜、美国和其他国家。从政府部门退休以后，他投身于著述，并创办了震旦大学和复旦公学。他是复旦公学的校长和教授。他是著名的拉丁文学者和许多种书籍的作者，最为著名的是《灵心小史》。1839年，马相伯生于江苏镇江，在家乡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后来随父母移居上海，在徐家汇的圣依纳爵公学学习，特别喜欢哲学。

　　编者注：原文为英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抗战期间对中国局势有很多报道。马相伯逝世的当天，该报就发表了讣告和报道。即使考虑到《纽约时报》对中国战况的热情，如此神速的反应也是异乎寻常，可见马相伯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力，也表明了在国际反战舆论中的分量。和一般报纸强调马相伯的抗战言论功绩不同，《纽约时报》特别注意他作为清朝外交官和学者的身份。这是因为该报在1886年曾经报道过马相伯访问纽约，代表李鸿章和美国商界谈判借款，以此建设海军、开设新式银行的事宜。《纽约时报》报道的事实基本准确，但其中有说马相伯1839年诞生于镇江，则稍有偏差。据天津《益世报》（天主教背景）1929年4月15日发表《祝贺华封老人九旬大寿》社论披露，马相伯“清道光庚子三月初六日生于江苏之丹徒县”，农历“三月初六日”即公历4月7日，“丹徒县”属江苏省镇江府，《纽约时报》并不为错；但该报将马相伯生年记为“1839”，则是据“百年”倒推所致的错误计算。江南人“做九不做十”，1939年行“百岁诞辰”时，实为九十九岁。

　　二、陆徵祥日记中关于马相伯逝世的记载

　　1939年11月7日记：午前爰铎来谈，面交邮片题词三份。今晨有人来告，中华第一教育家逝世。呜呼！相师二外，谁有此荣誉耶？俟明日报章证明，拟致钱大使发电致唁。

陆徵祥在1939年11月7的日记中关于马相伯逝世的记载

　　1939年11月13日记：接信：钱大使快信附谅山电文，上海刊件乙包；发信：钱大使快信附唁电稿。

　　编者注：陆徵祥（1871-1949，上海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民初职业外交官，曾担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1912）和国务院总理（1916），并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1919）。陆徵祥原为基督教徒，1899年与比他年长的比利时女子培德小姐结婚后，皈依天主教。1919年，陆徵祥为看护生病的培德夫人，辞去原来的官职，留居欧洲。1926年，培德夫人去世后，陆徵祥投身比利时布鲁日郊区的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成为修士，隐居于此，直到去世。陆徵祥视马相伯为清朝官场的前辈，更加尊重其作为中国天主教会重要社会活动家的身份。

　　陆徵祥进入圣安德鲁修道院后就和马相伯通讯。目前见到两人最早的通讯，始于1928年10月30日马相伯的《致陆徵祥》。陆徵祥此前曾寄赠圣安德鲁修道院院刊，马相伯则回赠土山湾刚出版的《灵心小史》。此后，陆徵祥和马相伯鸿雁往返，马相伯亟盼陆徵祥学成回国到沪，振兴中国天主教教务。1933年春，“小门生”张若谷到欧洲谒见教宗，马相伯托付他去比利时看望陆徵祥，此信原件已在圣安德鲁修道院陆徵祥故居再现。陆徵祥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提到马相伯是“中华第一教育家”，充分肯定了马相伯对教育界的巨大贡献。联系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事迹，这样的评价更符合马相伯的历史地位，可见马、陆两位经历相似的天主教徒已是人间知己。

　　三、陆徵祥唁电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驻比大使馆转到谅山来电，惊悉师驾于月之四日归主！呜呼痛哉！谨当献祭三十日，籍安师灵。

　　窃念吾师一生善用其爱，爱主爱人爱国，一思一言一动，莫不充满爱火，莫不恪遵主旨，盖吾主乃莫大爱火之源泉也。

　　读师“还我河山”一语，其呼声出于爱，又非还我河山不止之句，其气概出于至爱。但此至爱于怀，未见其语实现，无奈有遗憾耶？曰：非也！归主所以祈主，所以促其语之速现耳。

　　今而后祥知师生于爱，长于爱，终于爱，行将复活于爱，哭师之余，作爱字追思纪念。

　　门人本笃会修士兼司铎陆徵祥谨识。

　　编者注：11月13日，陆徵祥日记记载：“接信：钱大使快信附谅山电文，上海刊件乙包；发信：钱大使快信附唁电稿。”陆徵祥当天发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钱泰的“快信”未见，“唁电稿”即如上。当天，中华民国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大使钱泰（1886-1962，浙江嘉善人）向陆徵祥通报了马相伯逝世之事。陆徵祥即将拟定的唁电发给钱大使，转交发表。陆徵祥平日师事马相伯，将之奉为天主教会的支柱、爱国者之楷模。

　　马相伯去世后，陆徵祥以“受业”弟子的身份，将相伯先生寄给他的书信稿收集起来，影印为《期颐叟马相伯夫子遗迹》，将百岁老人的遗墨赠送给各方友人。此即方豪先生据之录入到《马相伯先生文集》中的《致陆徵祥》（1928、1933）。

　　四、哀悼对联

一思一语一动，爱主爱国爱人。

兴老司铎撰句为相伯夫子百岁归天追记

　　　　　　　　　　受业金问泗谨书

　　编者注：本对联在陆徵祥居住的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故居中发现。金问泗（1892-1968，浙江嘉兴人），当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问泗为复旦公学初期学生，1910年毕业，是复旦校友，故自称“受业”于马相伯。“兴老司铎”应为陆徵祥本人，因陆徵祥11月13日为马相伯撰唁电中就有“爱主爱人爱国，一思一言一动”之句。陆徵祥，字子欣，这里称为“兴老”，或者从其字而来，录以待考。

　　五、马相伯逝世后上海圣若瑟堂三七弥撒通功告示单

　　圣名若瑟  圣主赐伊永安而以永光照之（题马相伯遗像）。

　　百岁老人马公相伯于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四日归主，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七时半洋泾浜若瑟堂三七追思弥撒兴礼纪念。

上海圣若瑟堂三七弥撒通功告示单

　　编者注：按江南和上海地区的风俗，每逢有人去世，要对亡灵举行超度。祭行七七四十九天，俗称“做七”。上海天主教的礼仪按中国方式举行，通常有“三七”（第廿一天）、“五七”（第卅五天）之祭。天主教超度马相伯的亡灵，因行“三七”，亦称“通功”。按记载，同一天举行通功仪式的有上海教区董家渡圣方济各主教堂、耶稣会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堂。这里发现的上海圣若瑟堂通功告示单，可证“三七”之日的当天，上海各大天主教堂均为马相伯举行了追思弥撒。

（作者系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