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徐家汇地区人文、科技并举。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历史，让法国传教士意识到，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技术，有利于获取中国士人的信任。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由于西方科学的发展，利用新兴的科学知识赢得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乃至外国移民的认同，对改善传教士的形象有所裨益。同时，在传教士看来，科学与宗教具有一致性，出于对上帝的敬意，通过科学研究对宗教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读，才能对进化论等观点提出质疑。由此，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土山湾印书馆、徐家汇天文台、震旦学院陆续落成，其中1883年建成开放的徐家汇博物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并以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闻名于世。
根据《中国博物馆一览》《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等图书文献的记载，徐家汇博物院的建院时间在清同治七年（1868），其所依据的主要有史式徽（J. de.ca. Serviere）《江南传教史》、高龙鞶（Augustinus. Chlombel）《江南传教史》，以及柏永年（P. Courtois）发表在《自然界》期刊的文章和震旦博物院院长郑璧尔（Octave Piel）在纪念博物院创立七十周年大会（1939年）上的表述。他们一致认为，韩伯禄（Pere. Heude）司铎于1868年创办“自然历史博物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
徐家汇博物院创始人韩伯禄
徐家汇博物院的始创者韩伯禄，除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身分外，也拥有法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通讯员的荣誉头衔。1872年，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开展工作包括四项，即建设博物院、天文台，以及编制中国史地概况、科学与护教杂志。1883年5月，自然历史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位于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之南。1930年以后，徐家汇博物院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管理，改名为震旦博物院（Musee Heude）。1933年，震旦博物院新馆舍建成，同时作为震旦大学附设的自然科学研究所。
徐家汇博物院外景
徐家汇博物院最早的一批藏品，是戴维（Armand David）神父于1862年在法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亨利•米尔恩-爱德华（Henri Milne-Edwards）教授的安排下赴中国搜集到的标本，至1874年返回法国定居前，他在中国共进行了3次采集之旅，许多中国物种经过他的传播首次进入欧洲，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麋鹿和大熊猫。此后便是韩伯禄于1869至1900年以中国江南地区为主，同时涉及东南亚、东北亚地区，采集到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软体动物以及植物类标本，其中以介壳类和哺乳类为特色。此后，继任的柏永年神父将重心放在植物标本和鸟禽类标本的采集上，继续充实馆藏；松梁材（Auguste Savio）神父在鸟类和昆虫标本的采集方面有较大贡献；郑璧尔神父则专注于昆虫类标本的收集和研究。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博物院在昆虫标本方面的不足。根据《私立震旦大学一览》第六编“震旦博物院概况”等记载，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移交震旦博物院管理时，约有1000张哺乳动物毛坯，1000多件哺乳动物头骨，多件大型哺乳动物完整的骨骼，数千件鸟类标本，400多件爬行类标本，1500多种鱼类标本，1500多件软体动物标本，以及大量昆虫标本和5万多件植物标本。此外，曾任土山湾孤儿院附设工艺工场木工部主任的葛承亮（Aloysis Beck）修士，因其个人爱好与工作需求而收集的藏品，被纳入震旦博物院古物部，包括金属类、玉石类、陶瓷类、宗教造像等藏品3500多件。
徐家汇博物院动物标本陈列室
关于徐家汇博物院与亚洲文会所建的上海博物院孰先孰后的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据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878年10月3日条载，他“偕白德勒游英国博物院良久，午正归”，“同至徐家汇观法国教堂，一有女育婴堂，一有男育婴堂，一有博物院，游览极久，夜归”，表明至迟于1878年，也就是在徐家汇博物院专属建筑落成前5年，已有公开开放的院址和可供参观的场所。而黄式权刊行于1883年的《淞南梦影录》也有记载，“西人于徐家汇隔河教堂侧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兽，毒蟒巨蛇，并蓄兼收，不下数千百种”，亦可见博物院对当时中国士人的吸引和影响。徐家汇博物院的早期馆舍，可能从建筑规模、展示环境和条件来看，不能与日后的新馆相提并论，但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已能被视为正式的博物院。与之可资比较的是，亚洲文会1874年成立的上海博物院虽在上圆明园路（后更名为博物院路）建有馆舍，但其实是与北中国支会办公室、图书室同处一栋建筑之内，并且起初规模极小，仅有一间陈列室，直至1880年代初图书室另迁他址时，博物院才扩增为两间陈列室。此外，上海博物院从1877年起就请韩伯禄协助鉴定和整理哺乳类动物标本，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业界对于徐家汇博物院收藏和研究工作的认可。
同为法国耶稣会所建、同处徐家汇地区的徐家汇博物院与土山湾孤儿院，尤其是孤儿院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之间，应当也有相当多的联系，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1880年徐家汇博物院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博物院的出版物《中华帝国自然史论集》（Mémoiresconcernant 1 'Histoirenaturelle de 1 'Empire chinois）上，《论集》的印刷制作工作，均由土山湾孤儿院附设的印刷工坊，即土山湾印书馆承担。
其二，《中华帝国自然史论集》的插图，由土山湾孤儿院的师生参与绘制。第一、二册的图版都是蒋其仪（Charles Rathouis）神父亲手绘制，他同时训练了土山湾孤儿院的一批年轻学生从事绘画和石印出版。自第三册始，年轻画师制作的图版陆续出现，至1890年蒋其仪神父去世后，大部份的标本图版都由土山湾画师承担绘制。从图版制作所体现的精确绘图、刻板、印刷技能来看，其与当时西方的博物志图版并无二致，可见在从事科学工作的外籍神父们的指导下，土山湾培养了一批青年画师。
其三，土山湾所收藏的古物，于1930年一并迁往震旦博物院，并在第一陈列室的地面层展出，这些是土山湾孤儿院葛承亮修士历年来的收藏。
徐家汇博物院古物陈列室
除此之外，或许可以猜测其间有更多的联系。例如，博物院的藏品是否用于土山湾孤儿院、徐汇公学、震旦学院的教学？土山湾孤儿院的学生，除了从事绘制图版外，是否参与博物院的标本整理、展览制作工作？这些问题，有待根据土山湾孤儿院、徐汇公学等使用的教材，以及当时学生的作业等，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将徐家汇博物院置于海派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首先，博物馆这一形态作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后的新生的文化设施，赋予了文化的近代性特征，徐家汇博物院在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具有首开文化风气之先的意义，推动了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徐家汇博物院以及后续的震旦博物院，是西方科学、西方博物馆在中国发展的前沿代表，也是文化领域中西融合的范式，从基于近代西方科学形成的自然标本收藏体系，扩展到中国历史文物、工艺品的收藏门类，其百科全书式的收藏体系和科学的分类方式，有助于研究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历史脉络。
再次，徐家汇博物院的收藏和展示内容，认同多元文化，又注重本土文化，这正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徐家汇博物院原有建筑已然无存，然而作为徐家汇地区曾经重要的人文和科技传播载体之一，作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文化设施，徐家汇博物院推动影响了海派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有必要根据文献、史料和相关图文资料的记载，选址合适的场所对徐家汇博物院予以部分复原和展示，以资纪念这一在中国博物馆领域和对徐家汇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见证物。
（作者系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