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包括土山湾一带，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圣地。明末崇祯年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进一步吸收西方科学成就，更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认为，要发展天文气象、测量水利、军器制造、机械力学、建筑、钟表、医学等“千百有用之学”都离不开数学，而“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于是，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第一次把西方数学引进中国。

　　上海开埠后，因徐光启墓地而得名的徐家汇，逐渐形成上海天主教教务中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教会机构从事教育或文化、科技、医疗事业。李问渔是晚清耶稣会培养的中国神父，是徐汇公学早期的学生，与马相伯是同学。1879年，李问渔创办并担任上海天主教会最早的中文报刊《益闻录》（1898年与《格致新闻》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后简称《汇报》）主笔，长达33年，直至离世。这份刊物中有大量介绍西学的内容，其读者群不仅有天主教徒，同时不乏为数众多的教外知识分子，还有当时上海的名人和官员。1887年，他还兼任以教徒为读者对象的教会刊物《圣心报》主编。1905年马相伯离开震旦学院创办复旦公学后，李问渔接任震旦学院校长兼哲学教授。他毕生从事天主教文字宣传工作，“无年无书”，著作、编辑和翻译了数十种书籍，其中既有《理窟》《答问录存》等宗教著作，也有《形性学要》《西学关键》等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还有《生理学》《灵性学》《名理学》《伦理学》《原神学》《天宇学》等关于近代西方哲学的著作。他所辑译的《古文拾级》《通史辑览》《哲学提纲》等，都曾被用作学校教材。这些在徐汇区图书馆房芸芳馆长的博士论文《亦写亦祷：晚清西学东渐中的李问渔》中，已经被研究得很深入很透彻了。

李问渔(1840—1911)

　　从徐光启到李问渔，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依靠翻译事业一直薪火相传，成果累累。直至数百年后的1957年，在漕溪北路20号，今徐家汇藏书楼北侧，又成立了一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后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翻译团队——编译组。据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即1957至1966年的9年间，共有11名专职翻译供职于该编译组，诸人在入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前经历如下：

　　叶元龙（1897—1967），擅长英语、俄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历任大同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雍家源（1898—1975），擅长英语。金陵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回国后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会计系教授、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教授。

　　马博庵（1899—1966），擅长英语。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中正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苏南教育学院教授、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绳海（1905—1985），擅长日语、英语。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历任正中书局编审部编审专员、上海育才中学教员。“文革”后，仍在历史所从事编译工作。

　　金亚声（1907—？），擅长英语。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历任上海圣保罗学校英文教员，圣约翰大学副会计、秘书。

　　王作求（1910—2005），擅长英语。清华大学政治系及研究院就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科研究生，回国后历任上海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文革”后，仍在历史所从事编译工作。

　　章克生（1911—1995），擅长英语、法语、俄语。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学习。历任苏州振华女中英文教员、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教员。“文革”后，仍在历史所从事编译工作。

　　沈遐士（1915—1993），擅长英语、俄语。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院学生，美国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回国后历任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顾长声（1919—2015），擅长英语、俄语、法语。贵阳湘雅医学院肄业，历任上海时兆报馆翻译、编辑，安息日会中华总会总干事。“文革”后，调往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晚年定居美国。

　　贺玉梅（女，1932—？），擅长俄语。上海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助教。1960年调往外交部工作。

　　倪静兰（女，1933—1983），擅长法语。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毕业，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工作。“文革”后，仍在历史所从事编译工作。

　　按年龄区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组这11位成员可大致分为老、中、青三代。其中，老、中两代人中不乏名校毕业生，甚至是求学海外名校的留学生、洋博士，多数人以往在社会上和学术界还颇有名望，有的人著作、译作丰硕。至于年轻的一代，也都是刚从著名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而来的。

　　编译组这11位成员在“文革”之前究竟翻译了多少东西？根据章克生提供的一份统计材料，仅1960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历史所部分译员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少数人员合作，将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各类英文材料231.3万字译成初稿。另一份材料则表明，在1965年上半年，6名译员总共“翻译外文资料五十四万字，校订译稿十八余万字”，下半年又准备翻译“约六十万字”。此外，仅雍家源一人在历史所服务期间，就翻译了100余万字。由此估算，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编译组为配合各项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大约翻译了500万至800万字。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译者们排除外界干扰，可谓勤奋而又高效。然而，这些译文大多数保持在初稿状态，只有少部分得以正式刊发，主要收录进了历史所“文革”前的四部资料书里，它们分别是：其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其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其三，《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6月初版；其四，《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初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之初，搜寻上海近代以来革命史资料是当时该所的主要工作方向。

　　这个编译组前后持续了约30年的历史。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员一度扩充至15人。但随着老一辈译员们或离世或退休，年轻一代译员在出国热的席卷下或赴欧美或去日本，历史所编译组在1988年前后终告结束。

　　在所有组员中，贯穿始终的章克生先生无疑应居首功。无论是“文革”前还是之后，他一直是编译组的负责人，也是编译工作最重要的组织者和实践者。章克生不仅外语水平精湛，历史知识、文学素养、古汉语功底也颇为深厚，除了留下二三百万字的译校文字之外，他还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和文章，甚至还发表过诗词作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史上，他实在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