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新四军战友有缘同住一幢公寓楼
每当怀念曾共事多年、笔者的老上司吕蒙同志（1915—1996，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时候，不禁首先想到吕蒙、赖少其（1915—2000）、沈柔坚（1919—1998）三位新四军革命战友同住一幢楼里的趣事。1950年代，三位老战友有缘同住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34号一幢公寓楼内，当时吕蒙住公寓二楼东侧的一组套间，沈柔坚、赖少其各自住在二楼西侧、三楼西侧的一组套间。
复兴西路34号
吕蒙（浙江永康人）、赖少其（广东普宁人）、沈柔坚（福建诏安人）都是在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出色的版画家，都是抗日战争烽火中参加新四军，并在新四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运用手中的木刻刀和画笔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日的木刻版画、布面和墙头宣传画作品，并致力于培育新四军的美术人才。三位战友中，论资历吕蒙最老。吕蒙是新四军建军之初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负责筹划领导新四军全军的文艺工作，并创刊和主编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发行面向新四军全军，刊物影响很大，吕蒙由此成为响当当的新四军的著名人物。赖少其加入新四军是通过吕蒙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写信给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再转郭沫若（时任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兼《救亡日报》社长）签发赖少其担任《救亡日报》战地记者的记者证，使得赖少其一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投奔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继而接任《抗敌画报》的工作。
三位新四军战友，从1949年5月解放接管南京和上海等江南地区，均担任美术界的领导。吕蒙首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随后调任《华东画报》社副社长，接着出任华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2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担任社长兼总编，随后华东人美社改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依然担任社长兼总编，同时兼任新美术出版社和画片出版社社长，直至晚年仍在担任美术界领导。而赖少其，先是在南京出任军管会文艺处长和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南京市文联主席，1952年奉命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沈柔坚则先后出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后又担任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
上述三位战友，赖少其最早组建家庭，夫人曾菲也是新四军战友；沈柔坚也先于吕蒙组建家庭，夫人王慕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的干部。当时赖少其和沈柔坚两家都在为吕蒙如何成家操心，后来吕蒙终于寻觅到心爱伴侣黄准，她12岁赴延安时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年龄最小而音乐天赋较高的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成为故事影片《红色娘子军》主题歌的作曲家，随着影片在全国城乡放映而成为著名作曲家。吕蒙与黄准成立了家庭，大家都为吕蒙感到欣喜。后来，赖少其和沈柔坚两家相继搬离了复习西路34号公寓，唯独吕蒙一家一直住在这幢公寓楼，真可谓是上海徐汇区的终生居民。
巧合的是，上述三位新四军战友先后都成为笔者的领导在美术界共事，笔者至今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
新兴版画第一代版画家
1928年，吕蒙（原名徐京祥）于家乡徐氏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上中学，而由舅父介绍到上海云霞制纶厂当学徒，学习图案设计。两年后制纶厂倒闭，吕蒙便去私立小学当美术教员。1931年，有美术天赋的吕蒙得到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图案系老师楼子尘的资助，进入该校西画系学习。西画系有同学20余人，在喜爱版画的老师李桦的带领下，系里的学员大都投身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新兴版画活动，1934年6月19日广州美校成立了“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李桦老师是负责人，同学吕蒙、赖少其、潘业、陈仲钢、张影等27人都是研究会成员，后又有其他系的同学参加而增至30余人。他们活跃地开展新兴木刻版画创作和展览活动，举办展示版画新作的“周展”“月展”“半年展”等一系列展览，并创刊《现代版画》丛刊，共出版十八集，其中有风景静物专号（第二集）、新春风俗专号（第八集）、藏书票特辑（第九集）、第二回半年版画展纪念专号（第十集）、贺年片特辑（第十五集）、反帝专号（第十七集）等专号和专辑，都甚有特色和影响力。当时李桦老师将这些《现代版画》丛刊都寄赠给定居上海的鲁迅先生，二人常有函札往来。“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还选送木刻版画160幅参加1935年元旦在北平太庙举行的中国版画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木刻版画展览会“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还接受全国美术界的委托，负责筹备“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于1936年7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市的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行，随后于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巡回展出，鲁迅先生前往参观，并与在场的青年版画家黄新波、林夫、陈烟桥、白危等座谈。吕蒙就是在当时活跃而成绩显著的“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之一。
吕蒙早期的木刻版画作品已难寻觅到了，幸好还留存有一件作品，那是吕蒙为留在广州美校同学、后新四军革命战友赖少其于1934年由上海形象艺术社出版编译的新兴版画运动中第一本木刻版画技法专著《创作版画雕刻法》一书而设计的彩色封面。封面运用木刻版画形式作艺术表现，由大色块的红、绿色不对称三角形和四边形构成，是极有节奏韵律感而又简洁的装饰画面。画面中上方是木刻味很浓的黑体书名，右下方绿色块以玉黄色腊梅花做衬托，显示出淳厚的朴实美，不失为一幅构思独到的套色木刻版画。
吕蒙作《创作版画雕刻法》封面
广州美校西画系师生响应鲁迅指出的“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的号召，在成立“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之后，活跃开展新兴木刻版画的创作、展览和出版《现代版画》丛刊的成绩卓越而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特务机构的注意，被或明或暗地跟踪监视，师生们面临的形势颇为险恶并越发有危险感。于是在1935年，吕蒙离开广州美校又返上海，经友人介绍而入私立之江中学当美术和语文教师。出于爱国情怀，吕蒙当时参加了由沈钧儒先生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改名“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吕蒙在“文协”的内部文件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的招生简章，便引发加入中共的念头和进入红军大学的欲望。此时，赖少其为躲避在广州美校的特务监视跟踪，也一度来上海与吕蒙会面交流了志向，随后返广东家乡。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爆发上海抗战，吕蒙在参加“八一三”防护团中结识了韩念龙等中共党员。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在韩念龙护送下吕蒙乘船离开上海，途经武汉去投奔新四军。
新四军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的峥嵘岁月
新四军的前身，是工农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一部分分散于湘、鄂、赣、豫、闽、粤、浙、皖八省十四个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为执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组成统一战线方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首先设于江西南昌，随后移至安徽岩寺、云岭。吕蒙是在1938年1月初于南昌新四军军部入伍的。当时新四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接待了他，并委以重任让其担任宣传科长，接着委以第一任文艺科长。随后吕蒙负责创刊和主编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组织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表现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并设计了新四军第一个臂章图案，所以有“新四军美术元老”之誉。1938年1月后，新四军移军安徽，分长江以南、长江以北两路进入华中敌后战区。吕蒙先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39年秋，他受命参加江北巡视团，陪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江北指挥部采访，就此留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依然担任文艺科长。
吕蒙身为新四军军部第一任文艺科长，发挥自身美术专长的优势，侧重开展新四军的美术工作。下面着重记叙五个方面：
首先，筹组设立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
任命组长为梁建勋，副组长为沈柔坚（后升为组长）、涂克，组员有芦芒（画家兼诗人）、孙从耳、费星、张祖尧、尖锋、费立必、翁逸之等。这是新四军最早的一支美术队伍，这支美术队伍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新四军各师美术队伍的骨干。
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在南昌时，就常常在大幅白布上绘制抗日宣传画张挂到街头，吕蒙带头参与，他的用笔潇洒利落，用色大胆奔放，受到战友们的赞赏。美术组随新四军军部移往皖南时，也创作出许多反映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木刻版画，先后发表在军部出版的《抗敌画报》和《抗敌》杂志上。美术组还在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主持下，创作了一套以《新四军军歌》为内容的木刻版画组图18幅，除了在报刊发表外，另外手工拓印100套并以民族装帧的册页形式用丝线装订成册分赠给国内外有关方面，迄今已成为珍贵文物。这批新四军早期的布匹宣传画和木刻版画对于扩大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宣传产生了积极影响。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在皖南云岭驻地还创办了壁报形式的《老百姓》画刊，半个月一期，由木刻版画、漫画、宣传画等绘画作品拼贴而成，一式多份张贴在城镇街头。这些绘画作品在内容上均配合抗日宣传，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很接地气，所以一张贴出来就迅速引来街头群众蜂拥上前阅读。
第二，创刊和主编新四军第一份画报《抗敌画报》。
当时在敌后战区由于经常要遭遇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便要不断进行反扫荡，或者是为了扩大根据地而主动出击，所以要创办一份正规画报的条件非常困难。采购纸张倒还容易，就近便可购到安徽宣纸，但制版印刷条件极差。另一个困难是人手少，1938年春创刊《抗敌画报》时只有两人：吕蒙兼任主编，而编辑只有李清泉一人。
《抗敌画报》初为油印，后改为石印。画报第一期就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和抗战动态，宣传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故事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军的优良传统。画报以四开单张的形式，用安徽宣城的玉版宣纸印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阅读的感觉甚舒服。第一期印刷了三千份，因既可以张贴又可以作为部队教材，在抗日军民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抗敌画报》第一期曾流传到国民党政府管辖的武汉，当时为国共合作期，由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的报刊转载了其中的一些绘图作品。
《抗敌画报》大体每月出一期，稿件主要由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提供。
1939年9月，吕蒙随新四军军部江北巡视团过长江留在江北指挥部工作，为此《抗敌画报》的主编即由桂林来皖南的版画家赖少其接任。此后《抗敌画报》改版为十六开本装订成册的画报，以套色木刻版画作封面和封底，画报面貌更美观，更受读者欢迎。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奉命由皖南的云岭（在泾县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北移。7日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部队七万余人的突然包围袭击。经七昼夜血战，除傅秋涛率新四军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及多名干部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乘机杀害，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均遇难。这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在“皖南事变”中，版画家赖少其和画家兼诗人邵宇等被国民党军队俘去关入“上绕集中营”，《抗敌画报》也暂停编刊，直到之后新四军在江北重建军部时在淮南复刊了《抗敌画报》。
新四军共有七个师，“皖南事变”之后，原新四军军部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美术组人员有的被安排到新四军各师，与各师原有的美术和文学人才相结合。各师部中凡有条件的也模仿起军部的《抗敌画报》和《抗敌》杂志来编辑出版杂志和画报。例如一师出版了《先锋杂志》和《苏中画报》，二师出版了《抗敌生活》杂志，三师出版了《苏北画报》《盐阜画报》《叶挺画报》《射阳画报》，四师出版了《拂晓报》，五师出版了《挺进报》和《七七画报》，七师出版了《大江报》《大众画报》和《大江木刻》画刊，等等。这些新四军各师的杂志和画报都发表了许多表现抗日题材的木刻版画、宣传画和漫画等多种形式的绘画作品，鲜明地体现着我们的新四军不仅是一支具有坚韧战斗力的人民队伍，同时也是一支拥有大批文化艺术人才的人民军队。
第三，创作木刻版画长篇连环画《铁佛寺》。
1941年秋，淮南成立了“文化抗敌协会总会”（简称“总文抗”），作为新四军文艺科长的吕蒙参与了“总文抗”的领导工作，并对包括美术在内的新四军的整个抗日文化工作有了更为完善的设想和规划，使得新四军的美术工作达到了蓬勃发展时期。新四军的画家们创作了许多表现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可歌可泣斗争事迹的美术作品，其中有一套木刻长篇连环画《铁佛寺》（以吕蒙为主，会同莫朴、程亚君集体创作），就是以作者高昂革命战斗姿态来完成的，其创作过程本身就令人感动。1942年春，版画家莫朴奉命调往延安工作，途经淮南时因道路不通而暂留淮安“总文抗”工作。莫朴于是与吕蒙、程亚君合作，开始构思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在《铁佛寺》文学脚本几经易稿最终定稿后，他们就以每天创作刻绘三至四幅乃至五幅的速度进行着。在创作《铁佛寺》的过程中，大家遭遇过多次日本侵略军大规模的扫荡和新四军的反扫荡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们依然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完成了111幅木刻版画连环画《铁佛寺》。对此，吕蒙在1946年《江淮文艺》杂志第一期刊载的《<铁佛寺>连环木刻集体创作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回忆：“《铁佛寺》创作开始不久，就遇敌寇扫荡，各人分散打游击，只得将所刻作品（木版）包装好埋在地下以防一旦毁于战火。敌人扫荡被粉碎，大家重聚之后又将木版从地下起出。木版虽免于难，但其中许多幅木刻版却为湿气所蚀翘了起来，无法印刷。于是这一部分作品又不得不按下心头的怒火重新刻作了。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又遇到十万敌寇准备对我根据地作梳篦式的大扫荡，我们为了对付敌人，部队化整为零，机关实行大精简，干部纷纷转移与撤退。”这时，程亚君调去七师（皖中）工作，莫朴离开淮南去延安，只剩下吕蒙一人继续《铁佛寺》的创作。在革命的责任感驱使下，吕蒙一个人每天可以刻作完成五至六幅版画，超过了原先三个人每天的工作量。在如此高强度工作下，很快吕蒙完成了《铁佛寺》111幅作品。可贵的是，111幅木刻版画的艺术风格竟然是那样的统一，都以简练、质朴、沉重的刀法来表现，看不出由几个人刻绘的痕迹。在《铁佛寺》创作完成时，吕蒙握刀的手上已起了厚厚的老茧。当吕蒙看着《铁佛寺》的版画从自己手中拓印出来在报刊上发表，又被装订成册发行流传到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发挥着宣传教育作用，他感到莫大的幸福。
木刻版画连环画《铁佛寺》中六幅
（吕蒙、莫朴、程亚君作于1942年）
《铁佛寺》的内容真实反映了当时敌后根据地复杂斗争的一个片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与日军交战连连溃败失去了华中各个城市和乡村。一批流氓地痞、散兵游勇、恶霸土匪、汉奸特务互相勾结乘机进行着叛国反革命活动。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斗争从日寇手中收复了许多城镇和乡村时，这批民族败类又伪装成进步人士混入革命的“三三制政权”，暗通敌伪从中破坏。（“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政策，即政权机关中人员的分配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派，大体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目的在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广泛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铁佛寺》就是描绘华中敌后根据地阵营中的这些坏蛋并与之斗争的故事。《铁佛寺》的故事是真人真事，且富有典型性，所以当木刻连环画《铁佛寺》装订成册传送到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手中时，产生了广泛的教育意义。这部木刻连环画也就成为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独特表现题材和视角、独特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与此同时，吕蒙在新四军的岁月中还留下了个人创作的木刻版画《神枪手》和《宁死不屈》等作品，都深情歌颂了新四军抗击日寇的高昂战斗精神和坚强意志。尤其是《神枪手》一画，刀法简约洒脱，一气呵成，作者在创作中的个人感情与画中神枪手击落日寇飞机取得胜利的自豪感俨然融为一体，令人印象深刻。
吕蒙作木刻版画《神枪手》（1942年）
第四，致力于培育新四军美术人才。
吕蒙是新四军成立初就加入进来的忠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为人爽快、热情，很有亲和力，又乐于助人。作为出自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并受过绘画专门训练的专业人才，凡在绘画技艺上有人请教，他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出自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并受过绘画专业训练的黎鲁，由于晚于吕蒙参加新四军，自然在新四军抗战生活中缺少绘制抗日宣传画的经验，尤其是色彩运用上的。一次二人相遇，黎鲁向吕蒙讨教绘画调色法，吕蒙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墙头绘制宣传画的调色技巧：不论红土、靛青、藤黄（这些在乡间都是易得的色彩），都要和桃胶一起调，才不易掉色等等。（见黎鲁刊于《上海文化史志通讯》1996年第42期的回忆录《记吕蒙》）
吕蒙身为新四军第一任文艺科长，开创性地重视培育新四军美术人才。他参与策划于1941年在苏中盐城创建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华中分院，设有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规模相当可观。
介绍到这里就鲁艺华中分院的美术系，即新四军的第一所美术学校略加记叙。
鲁艺华中分院美术系，由版画家兼画家莫朴任系主任兼教务科科长，戴英浪任教务科副科长，洪臧、吴耘任干事，教员有许幸之、刘汝醴、庄五洲等，学员有蒋宁、池宁、黄丕星、周占熊等数十人。美术系的教学方针和其他系一样，是理论联系实践、基础教学与运用绘画艺术手段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相结合。例如，在整个教学中除了课堂基础教学，还安排时间让学员用已学到的绘画技法知识去参加保卫夏收、动员群众参军、建立“三三制政权”工作等宣传活动。同时，也组织学员深入民间学习民间艺术，如组织美术系学员深入苏中、苏北调查研究民间年画中的牛印、挂浪（又称挂签）、门画等形式的特点和长处，从而创作出借鉴民间年画形式来表现抗日战争内容的木刻版画作品，这些木刻版画除了在报刊上发表，后分别被编成教师创作的《木刻集》和学员创作的《木刻习作集》两册原拓本（即木刻版画原作）。
1941年7月，日寇集中二万五千兵力分路合击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苏北主力所在地盐城、阜宁。新四军指战员经过三十四个昼夜的英勇苦战后终于获得了反扫荡的胜利。鲁艺华中分院美术系师生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深入连队，搜集素材并创作了一批反映新四军英勇抗战精神面貌的美术作品。接着在1941年8月，鲁艺华中分院为适应战事发展需要，分成两个工作团（美术系师生均参与其中），一个工作团随新四军军部活动，另一个工作团随新四军三师活动，同时抽调美术系师生先到新四军各师去工作。
新四军为加强文化艺术工作，1941年4月又分别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文化队和淮南艺术专科学校。抗大八分校文化队由吕蒙兼任负责，教员有杨中流等，学员有胡光武、晨光等多人。淮南艺专设有美术系，由程亚君负责，学员有亚明、龚梅等多人。1941年8月，淮南艺专美术系改为美术队，程亚君任队长，机构仍然是学校性质。
新四军的美术学校、机构除上述外，还举办过多种形式的美术训练班。如1944年在苏北举办盐（城）阜（宁）区（为当时新四军苏北地区的一个分区）九个县的文工团训练班，其中有美术班有学员20余人，版画家芦芒、洪臧任教师。
新四军如此重视美术教育和培养美术人才，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开展新四军的美术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五，支持赖少其组织“木刻同志会”和创木刻刀工厂。
赖少其原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求学时，是老师李桦带领下组织成立的“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与定居上海的鲁迅先生信函联系频繁，据《鲁迅书信集》记载，鲁迅致赖少其函有六次之多。赖少其将其木刻版画新作《鲁迅先生》寄赠鲁迅，被鲁迅改题为《静物》推荐发表在1935年上海的《文学》杂志。赖少其还写了小说《刨烟工人》，也寄给了鲁迅先生，由鲁迅推荐刊载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新小说》上。后来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赖少其赴武汉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担任理事，后又赴广西桂林负责建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活跃开展广西地区的抗日木刻版画创作和展览，并出版《漫画与木刻》刊物。其间创作有著名的套色木刻新年画《抗战门神》，被大量印刷发行张贴在广西地区城乡，还发表在上海《良友》画报。如此活跃的新兴版画活动家和画家在参加新四军之后自然有更多的激情来开展新四军的新兴版画活动，他提出设想要在新四军中组织建立“木刻同志会”，有计划开展木刻版画的创作、研究、技法传授等活动。吕蒙得知赖少其的这一设想当然全力予以支持。
赖少其创作的黑白版画《鲁迅先生》（1934年）
赖少其作套色木刻新年画《抗战门神》
（图片源自网络）
1943年8月，版画家赖少其在新四军一师师部主持编辑出版《苏中报》，他以此为据点写信与淮南的新四军二师、苏北的新四军三师、淮北的新四军四师的版画家们取得联系，倡议成立“木刻同志会”，以便全面开展新四军的木刻版画创作相关的系列工作。“木刻同志会”于是正式宣告成立。
“木刻同志会”的会址（联络点）就设在苏中新四军一师的《苏中报》社，任务是联络和沟通新四军地区的木刻版画作者，互通信息彼此帮助解决缺乏木刻刀等工具材料的困难，发现和扶持木刻版画新作者，培育新生力量，发展抗战美术创作。
“木刻同志会”开展的工作有：赖少其编著刻印了一本木刻版画创作技法理论书籍小册子《第一张木刻》，共油印一百册，分赠给新四军的七个师，作为辅导木刻版画创作的教材读物。铁匠出身的版画家杨涵，在新四军苏中二分区军工科组织生产了一批木刻刀，供应给缺少木刻刀的版画作者。
1944年3月，扩大敌后根据地的车桥战役胜利之后，新四军的苏南、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华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新四军各师之间的版画家彼此联系和开展活动方便多了，然而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木刻刀。于是“木刻同志会”又决定在苏中创建木刻刀工厂，画家费星负责木刻刀工厂的设备材料，版画家杨涵负责木刻刀生产的技术指导。木刻刀工厂创建后在短短三个月中就生产出了一百套包括平口刀、斜口刀、圆口刀、三角刀在内的系列木刻刀，还有几百把成品和半成品的木刻尖刀，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木刻版画的创作和发展。
1945年春，“木刻同志会”又赠送一批木刻刀给浙东地区的新四军，支助成立“浙东木刻协会”，有会员30余人。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