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筷进食，是中华民族重要和独特的生活习俗。数千年来，它内聚民族，外延近邻，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内蕴，吸引着古今中外众多人士的关注。人们关注其历史起源，关注催其诞生的社会历史动力。
用筷的习俗，在东周时期已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流行，这已由各地出土的东周墓葬文物所确认（见图1）。但是向前追溯，其历史起源应始于何时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认为诞生于夏代，更有人定位于5～7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主流意见都聚焦于商纣之前，依据是《韩非子•喻老》篇中的“纣为象箸而箕子唏”一语及其推理解释。这段“史料”被以后的《史记》基本全盘收录在有关篇卷中。
图1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出土的东周象牙箸
鉴于《史记》一书的权威性，人们特别容易信奉书上所述的史料。但是笔者在查阅若干相关资料后，发现“纣为象箸”说与其它史料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之处。因此该说是否正确，必须认真探讨。
一、就商纣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在《韩非子•喻老》篇中，对“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的解说是：1.象牙材源稀缺，因而象箸珍贵。商王用了象箸，当然需要其它珍贵的犀角、美玉杯相配。从而弃用了原先的粗缽土盆（土鉶），继而又弃食原先充饥的野菜豆叶（菽藿），改食奇珍异膳，以致锦衣广室，奢靡程度不断剧化。2.箕子是纣王的亲戚，见此情景，就以微见著，不断推演，竟联想到商朝可能由此覆灭。同为王室人员，见此厄运，岂不惊恐失常！
但当时的历史环境并非如此。中国古气候演变史研究发现：自公元前3500～前1000年（约夏商至西周初年），是我国5000年来最暖和的时期，那时黄河中下游属于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考古发现，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就曾两次发现有完整的象骨架；在商晚期的卜辞中，曾记载了商王在河南西部地区田猎时，一次就捕获大象七头 。由此可见，当时商朝王都及周边地区气候温润，犀象成群，象牙犀角材源丰富，因此象箸、犀玉杯并非特别珍贵，作为宫廷饮食用具，应该视作平常之举。另外：
由于商纣王生活骄奢淫逸，对外又连年用兵，因此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平日只能以菽藿充饥，这是事实。但据此认为殷商时代的商王生活也是如此，就完全有悖情理。据史书记载，自盘庚迁殷后，商王中除武丁等少数有为外，其他都是无所事事、沉湎酒色之辈，到了纣王时期更是“酒池肉林”，较前王更加奢靡。臆想商王像传说中的尧舜那样，与民同吃野菜共受苦难，是不切实际的。
箕子是商王亲戚、朝廷重臣，又有封国（箕国） ，纵然生活远不如纣王那样奢侈，但持有稍微珍贵的饮食器皿，远离土铏野菜，也应是起码的宫廷生活标准。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所滋生的价值观，又怎能使箕子对纣王使用象箸一事加以严责，并上纲至王朝倾覆，以致自己惊恐失态呢？
由上可知，支持“纣为象箸”说的论据均难经受推敲，不能视作信史。
二、就考古文物分析
东周之前的文字史料中，从未有筷箸的记载。即使在出土随葬物中，疑似筷箸的物件也罕见，而且对其定性，学界也有所争议。为了便于探讨，首先很有必要来明确一些基本的判别准则。
1．从外形物态观察，筷子仅是无生命的简单杆棒。在出土文物中，也往往容易与其它叉、针、搅棒、笄类物件相混淆，但若从手指与筷有机结合的运动功能系统，即用筷系统来观察，则分辨起来就清晰简单得多。筷在手指的操纵下，获得了动力和灵性，张合错动，显示出多种优美的舞姿和功能。这就要求筷杆的外形（长短、粗细）和重量等物理状态，必须与手指的机能相协调：①筷的数量必须成双配对，这应是首要的组合标识。②能用单一手掌的多个手指操作，这是最重要的用筷特征，也是筷子与厨杆的根本区隔（后者只能单手掌握单杆）。③手指娇嫩柔弱，所能捏持杆棒不能太粗重。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持筷与掌杆，在生物力学和神经肌腱系统的运动控制原理上，是两种明显不同的运动方式。据国外研究资料显示，人类的抓握运动可分为力量抓握和精确抓握两种方式，涉及拇指和其余手指的不同姿势。 对厨杆是力量抓握，这种动作行为是人类的生理本能，是婴幼儿甚至灵长类猿猴也能抓握的自发行为 ；而掌筷却是精确抓握，使筷杆在手中作相对的精确定向运动，是一项对人体机能有更高要求，必须自觉有意识调动、训练更多手指神经、肌腱协调参与的精细运动。明确了这两种运动方式的不同，就容易对筷子与厨杆的内在本质进行区别。因而可以理解，中国的用筷方法，只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推力下诞生；另外也可以理解到，在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的16世纪的欧洲，宁愿不惜工本采用金属刀叉，其深层缘由是为了避开精确抓握运动的难点。因此只有从用筷系统及其运动方式进行观察，才能理解筷的特性。
2．在考古发掘中，除东周时期外，一些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的疑似“箸”的骨质和铜质细杆随葬品，学界经研判，基本都排除否定其“箸”的属性。例如，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岗祭祀坑的青铜“杆”（见图2），共6件 ，起初定性为箸，但其太粗重，并且从结构上看，还需外接木柄加长使用，手指无法捏持承重施力，后经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鉴定“似为烹调之用具”，从而判定为“厨具”而非“箸”。
图2 河南安阳西北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青铜“杆”
3．据史家考证，“箸”字最早出现于《诅楚文》碑刻上。公元前318年的战国时代秦惠文王时，楚、燕、魏、韩、赵五国联合攻秦，秦王为诅咒楚王熊相而刻该碑 ，此时距商纣末年已有700余年。文字是信息的载体，若商纣时期确有“象箸”之物，又怎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在文字史料中始终未露一个字迹呢？毕竟，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进食工具！
由上得知，“纣为象箸”说，从考古文物史料中均未得一例明证。相反，其历史年限的确认，也只能止于东周时期或周代。
三、由中外史料比较互证
中朝古史记载，商亡后，箕子获释，获周武王恩准，率领了大批商朝遗民，迁徙至朝鲜半岛，人数达5000人之众，建立起朝鲜第一个有信史记载的王朝，都王俭城（今平壤），史称“箕子朝鲜”，延续近千年。 箕子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大大提升了原住民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包括生活习俗。应该说，习俗一般均由王室统治集团制定并率先奉行。若商纣时期已有用筷的习俗，则箕子也当必然推行于朝鲜。但事实上，考古发掘证实，直至公元六世纪后，即中国隋唐时期，朝鲜才出现筷箸的文化遗存。2008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箸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韩国首尔大学徐道植教授宣称：“至今所知道的最早期的韩国筷子，是忠南公州市武宁王陵出土的两双铜筷和三件铜勺，武宁王葬于公元6世纪初。” 这也从侧面提供了“商纣时代仍然未用筷”的实证。
四、就作者写作的指导思想分析
《史记》和《韩非子》是两部主题和门类均不相同的学术巨著。
《韩非子》一书，被世人视作集周、秦诸子法家思想之大成，全书文笔犀利、哲理深奥。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老子的深奥哲理，作者除用生活常识外，还引用（甚至编造）了大量历史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以作比喻解释，这种情况集中存在于《喻老》篇中。在上古时代，科学认知水平低下，因此当时的学者未能认识到古今气候的变化也不足为奇，从而导致完全以今论古，认定象牙犀角珍贵，以致作出“纣为象箸”之说。虽然其立论据点错误，但作者的比喻，却生动而精辟地说明了帝王生活琐事与王朝兴亡的关系，作者只求艺术感召效果而不计是否真实，更是提高了本书的阅读价值。
《史记》是中国首部纪传体史书，其体系完整、规模宏伟，无数史料素材都经作者严格审校，从而最大限度上保证载述材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可以认为，作者对“纣为象箸”说的谬误之处，不会毫无察觉，但仍收于《史记》中，估计出于以下原由：①纣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通过虚构生活细节，更可突显其淫虐暴君的形象。②目睹当时汉武帝的生活奢侈无度，对内苛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完全与商纣王相似，以“纣为象箸”说举例，可起到借古喻今、规劝帝王的作用。应该指出，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据研究《史记》的学者发现 ，在有些场合，作者为了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信奉仁义的高风亮节，有时伪托鬼神，有时颠倒时间顺序，甚至杜撰、歌颂两位子虚乌有的人物——伯夷、叔齐。这种情况虽少有出现，但也绝非个例，历来就有学者提出质疑。因此后人在引用《史记》论述时，也必须作些论证鉴别。
综上考辨，“纣为象箸”说可于否定，因而用筷始于商纣以前的说法也随之否定，用筷习俗只能诞生在紧随商后的周代。
五、就“周礼”进行分析
在中国上古思想文化史中，最具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周礼的始行。周礼创建的礼乐制度，在政治上服务于宗法分封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则给中华民族植入了独特的宗法基因，决定了当时和数千年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发展进程。
1．周初，王室制定礼制的本意，是在王室诸侯贵族集团内部，用作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化下移，逐步及于公卿士大夫阶层，最后普及于庶民社会。周礼继承殷礼，但又作了重大和根本的改造，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有重大影响。正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周礼与殷礼的一大不同就是，人礼重于鬼神之礼。 周王朝又特别重视饮食与礼仪的结合 ，并将殷商“重酒组合”的礼仪形式改为“重食组合”。 这样，不仅汲取了殷人酗酒丧国的教训，又能节约大量酿酒的粮食，用以支撑规模、耗资愈来愈大的礼宴。随之，愈来愈多的食具及其使用方法，就自然作为礼器和礼仪纳入周礼中，包括用筷。
2．耗资巨大的周代食礼，不仅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加重了宫廷厨工的劳动强度。长年累月的超重劳动，逼迫厨工改良工具、改进操作、提高工效，同时也不断磨砺其腕指关节，提高了灵活度。随着贵族对精细美食和就食方便要求的提高以及工具和刀具的改善，使餐盘中食物不断轻细化，用在鼎罐中搅拌夹持的杆棒，也得以不断轻缩细化。于是有的厨工发现，可以用单只手掌，由多个指节分组夹持一双细杆，相互开合收放，竟能完全替代以往双臂执杆挥舞的动作，将另一只手解放出来，去从事其它操作，从而有力地提高了工效。这种新技能在这个厨工家族中世袭传承，动作愈来愈成熟协调，姿势也更优美悦目，“技能”升化为“技艺”，成为炫耀自己和家族的职业标识。
这种新技艺的出现，逐渐受到宫宴主官的注意。他们发现，它的动作过程和格式效能，都非常适合礼制的要求，如果将这套操作转由贵族自己掌握取食进口，就可明显消除直接抓食的随意性和原始粗野性，从而使宫宴场合显现出仪容形态端庄的庄严气氛。同时如前所述，这种新技能的手指节功能协调有一定难度，因而可以在上层贵族的身外，建起一道与其它阶层和蛮夷部落相隔离的无形门槛，体现出权贵们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外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手指掌握双“杆”，一杆在上主动为阳，一杆在下被动为阴，双杆有序活动，正暗合了“太极一统，阴阳两仪”的哲理，宣示了阴阳、君臣、上下、尊卑序别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同时，对参与此食礼的个人，在行为心理上，既能满足生存和安全需要，又能满足自尊、美感和自我实现的更高心理层次需求 ，从而能自觉坚持用筷，并日久化作本能的习惯性动作。因此，将该新技能纳入周礼，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事情发展至此，这种轻细化的个人进食工具，就完全与旧的“厨杆”彻底分割，而必须取新的名号“箸”（筷）来标记，以示它新的功能和身份。由此，藉于周王朝政权威力和思想解放，人类历史上一项最独特、最伟大的进食工具和用筷方法，就正式诞生于中华大地。数千年来，中华筷箸文化不断发育生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百花园中一朵最光彩夺目的奇葩。
任继愈先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自觉地从事意识形态的生产，认真来说是从周人（西周）才开始的。” 钱穆先生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二位大师所言，指出了周礼与用筷的必然内在联系。
《史记》“纣为象箸”说，本是一桩帝王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琐事，而遵照该说将用筷诞生定性于“商纣之前”，必将淹没周礼的重大历史作用。经以上考辨，本文认为“纣为象箸”说，是古代学者出于善良愿望的杜撰，因而不宜作为“用筷”历史起源的定性参考；应是周王朝和周礼推动了用筷在周代的诞生。由于笔者学识粗浅，所据资料有限，疏漏谬误之处必将不少，如今冒昧端出，若蒙专家学者能予指正赐教，当不胜感激！
（作者系高级工程师，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