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比一般大家所说的林则徐（史家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要早二百年。有人质疑徐光启的成就是建立在翻译之上，其实，翻译也是一门学问，比如说对于“几何”二字的翻译，用明代的上海方言念，“Geo”听起来就像是“几何”，还能让人联想起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徐光启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则精准地对应了宋明理学的术语。徐光启还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这一次相遇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轨迹。当时的西方，耶稣教会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科技，而意大利贵族后裔利玛窦来到发达的中国，自然会用西方最前卫的科技来证明自己国家的文明，加之明朝一批学者兴起实学风潮，徐光启便通过利玛窦“开眼看世界”。
让一天“变成”24小时
“一天24小时”，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但是在徐光启之前，一天不是24个小时，而是12个时辰。
万历四十年（1612）时，礼部向朝廷奏称：明朝的观象台年久失修，地面凹凸，仪器摆放不平，星相测不准，导致历法与“天度不合”。当时的钦天监里，只有几个人稍稍懂得历法，大多数天象预测都不准确，皇历也编得很烂。天子不知天象，导致百官议论，百姓不服。礼部想借用徐光启和耶稣会士的天文历算知识，用欧洲的《儒勒历》，修订明朝的《大统历》。然而，就在明朝的万历十年（1582），罗马教廷颁布了一部更新的历法——《格里高利历》，采用了最新的天文学计算技术和观察数据，将一天分为24个小时，精确性大大超过明朝的《大统历》。
年过半百的徐光启毛遂自荐修订历法。1612年他上疏修历,被拖延很久，一直被其他的事务打断。1627年，崇祯继位。年轻气盛的崇祯，求教身怀绝技的“三朝老臣”徐光启，重新启动已经搁置了16年的“修历”计划。
徐光启等请耶稣教会对《格里高利历》作出翻译，然后由钦天监的中国学者对照传统历法进行比较：西方历法符合中国传统的加以引进，中国历法不符合实际运行的部分就加以删除。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个小时，一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正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以“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换算。一定要换算的话，得出的结果是每小时4.166刻的时间划分。徐光启、汤若望最后断然采取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
徐光启负责修历四年，大致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定。他去世后两年，李天经、汤若望最终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事业。面对这样一部全新的历法，崇祯皇帝又没有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变法维新，改弦易辙，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很犹豫。生性多疑的崇祯终于在1644年下令刻印《崇祯历书》，向全国颁布。可是，一切都太晚了。这部完美的历法，并没有能够挽回明朝。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天命”，1616年是满清的“天命元年”，满洲人很早就与明朝争夺“天命”，而明朝的“天学”混乱，似乎也真的是被清朝夺去了“天命”。清军入关以后，将士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了“通玄教师”汤若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崇祯历书》。顺治皇帝把它改名为《西洋新历》，颁布全国，施行至今。
把番薯带到中国
明代中国的人口仅5000万，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则飙至3亿，明末清初的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徐光启的那折《甘薯疏》。
番薯在16世纪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引种到菲律宾，殖民当局严格控制，西班牙人不让一块番薯出领地，以防传给中国人后他们自己的种植利益被夺取。在南洋一带谋生的福建闽南移民陈振龙，设法把番薯藤藏在船里，靠几根青藤繁殖起来，才冒死把这种神奇的粮食作物带到台湾，再传入福建，于是活人无数。徐光启是内地士大夫当中“第一个吃番薯的人”。1607年徐光启回上海为父亲守孝，在家三年，他年年都请在福建莆田经商的一位徐先生带种子回上海，试验移植。当时人们认为番薯是南方植物，不可能在长江流域引种成功：江南平原地区种植番薯，最难“传种”，播种季节，茎块不是霉烂，就是冻僵，或者温湿过度，甫经越冬，已经发芽。
为找到薯种“冬藏”技术，徐光启试用窖藏保温、铺稻草防湿、在霜降前收种以避冻、在清明前下种不发芽等方法，终于成功了。他总结出“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之为“松江法”。“松江法”是高纬度地区的番薯种植技术，把番薯种植地图，往北方推进，直到山东、河北、朝鲜和满洲。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海疆万里之外的异国作物，落户江南，并没有发生生物学上严重的“退化”（degeneration）现象。徐光启不无得意地说：“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
徐光启的心思和一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他并不是消极地“辞官归田，告老还乡”，他是要完成自己的一生志向，完成那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科学试验”的“农业革命”。据说徐光启在天津南郊的农庄有1500亩到2000亩，都是从盐碱荒地里开垦出来的土地。他试验把水稻引种到华北平原，改进了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解决了北方旱地水稻种植的难题，使得水稻种植在天津扎根。明朝开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来享誉全国。
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中的围田图
《农政全书》共60卷12目，约50万字。这部著作和历代的农书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按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的，徐光启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农政全书》中，完全由徐光启个人写作的，约有6万字，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余篇幅是对历代农家著作的征引，据统计，交待了书目来源的共有250种。因此，我们可以说《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自掏腰包，练炮救国
万历四十七年（1619），离清军入关还有26年，徐光启已经察觉到明朝危如积卵，满族在关外虎视眈眈。然而他巡视一番营中军械，都是嵩山少林之长棍、河南田间之镰刀、山陕农民之长耙，还不能人人都配齐。徐光启决定采用先进火器，避免冷兵器肉搏。他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大炮，却被告发私办军火，一路受阻。三年后，红衣大炮最终到达北京，当时的北京城，会造炮的，都是上海的天主教徒，长城上一炮打出去，击中了一个人，此人三月后离世，他便是努尔哈赤。多年后，多尔衮才打进中原。
光启公园内竖立的《督造火炮》雕塑（杨冬白创作）
文官练兵，虽有魄力，却遭致朝廷各种言论。徐光启逝世前一年，几十年来一直追随在他左右的学生，同他一起带兵的孙元化在冤案中被朝廷杀害。徐光启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次年于忧愤中病逝。
和宋氏家族的渊源
徐光启有五个孙子——尔觉、尔爵、尔斗、尔默和尔路，全体入教，子孙繁衍，姻亲遍布，使得上海城厢和徐家汇成为天主教重镇，松江、嘉定、青浦、川沙也逐渐发展出天主教社群。徐光启有一位孙女徐甘第大嫁到松江府城内，一心传教，1658年捐建邱家湾教堂，还出巨资帮助西洋传教士。徐甘第大死后不久，罗马教廷曾经有计划把她封为圣人。清代末年，有一位徐氏后人嫁给了青浦倪氏。倪家有女，嫁给了从美国回到上海为卫理公会传教的宋耀如牧师。宋耀如夫妇和他的子女们，还有他的女婿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大家族，他们是：女：宋蔼龄（适孔祥熙）、宋庆龄（适孙文）、宋美龄（适蒋介石）；子：宋子文、宋子良。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