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看徐光启，当然不是展开幻想穿越时空，而是为了尽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评价徐光启一生的事功。

　　徐光启（1562—1633）出生时家境贫困，当年他去应乡试，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中秀才，开始了他漫长的科举之路，直到42岁那年才算将这条做官报国的必由之路走完——这年他终于中了进士。科举之路持续了23年之久，他也可以算“久困场屋”了。

　　明朝承平日久，士大夫生活优渥，许多知识分子空谈“心性之学”，不务实事，故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说，谓腐儒空谈无济于事。但徐光启属于当时另一批讲求“实学”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国热情，将他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到他进入仕途的时代，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几度“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过“冠带闲住”（褫夺权力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考徐光启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计有五项：

　　一、引进推广番薯；二、编纂《农政全书》；三、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四、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五、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其中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者，在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和练兵造炮。欲确切评价徐光启此五项事功之当时难易，就需要“回到明朝”，将此五项事功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而欲评价上述五项事功之历史作用，则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历史，又是另一番局面。

　　一、引进番薯和编纂《农政全书》

　　五事之中，引进推广番薯和编纂《农政全书》都比较容易，在文化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这两件事的先例。中国历史上不断从周边引进各种植物，我们今天熟悉的西瓜、西红柿、葡萄、胡桃、胡麻、胡葱等等，都属此例。以前美国学者劳费尔有《中国伊朗编》一书，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实例。徐光启引进推广的番薯只是在这一长串名单中新增加了一个而已。中国学者编纂农书也是有传统的，著名者如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徐光启编纂《农政全书》，意欲集历史上农书之大成，也是这个传统下的新成果。

《农政全书》手稿

　　至于引进番薯并推广种植的后果，则可以有大相径庭的评价，想来俱非徐光启始料所及：一种说法是，番薯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口粮问题，特别是荒年的口粮问题，故中国人口此后得以繁盛至数亿，徐光启厥功甚伟。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中国人口繁盛在今天看来并非好事，故徐光启引进推广番薯也就不能称为历史功绩。前一种说法其实需要社会学研究的数据支持才能成立，后一种说法则迹近强词夺理，恐非持平之论。

　　二、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明末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之一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遇见徐光启。其实三年前他们已在南京见过一次，但这次才有机会开始真正交往。虽然在利玛窦看来，徐光启最初的兴趣集中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多咨论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但后来也向利氏请教西方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利氏告诉他有一部叫做《几何原本》——那时当然还没有这个中文书名——的书，非常有价值，他自己一直想将它翻译成中文。徐光启表示愿意和利氏携手，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几年后，他们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于1607年出版刊行。

　　学者们通常认为，《几何原本》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成书。此后它在西方承传不绝，从希腊文本，经过阿拉伯文本，再到拉丁文本。《几何原本》很可能在元代已经来到过中国。

　　元代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领导，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对于这座天文台，我们今天所知信息非常有限。元代《秘书监志》中有一份回回司天台藏书目录，其中天文数学部分共13种，其第一种是“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方豪认为这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十五部”也恰与《几何原本》的15卷吻合，而“兀忽列的”就是“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读法。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有一段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丱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

　　从这段相当文学化的论述来看，徐光启已将《几何原本》视为一种基础性的经典。这种认识当然很可能是利玛窦向他灌输的结果。不过徐光启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能得到多大的认同，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些材料表明，当时很少有人看得懂《几何原本》。利玛窦曾对另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高级官员杨廷筠说，只有李之藻、徐光启两个人看得懂《几何原本》。故此书问世之后“受到的称赞远高于对它的理解”。

　　由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讲论“西学”的领袖人物（此三人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三柱石”），所以他们对《几何原本》的高度推崇，为此书营造了一圈神圣光环。徐光启等人的推崇可能产生了一种类似前些年霍金《时间简史》在英国和中国的状况：使此书成为一种时髦，许多人都以谈论、购买、阅读（其实至多只是翻阅）此书为荣，而以不知道此书为耻。

　　三、领导编纂《崇祯历书》

　　徐光启一生五大事功中，最有成效的是他在1629至1633年间主持历局，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崇祯历书》卷帙庞大，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三分之一，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着重阐述了西方天文学史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三人的工作。大体未超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水平，但也有少数更先进的内容。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表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崇祯历书》中介绍和采用的天文学说及工作，分别采自当时的何人何书，大部分已由笔者昔年考证出来。

《崇祯历书》（明刻本）书影

　　因中国古代将历法视为统治权的象征，徐光启任用西人西法来修撰历书，在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看来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故在《崇祯历书》编撰期间，徐光启、李天经（徐光启去世后由他接掌历局）等人就与保守派人士如冷守忠、魏文魁等反复争论。前者努力捍卫西法（即欧洲的数理天文学方法）的优越性，后者则力言西法之非而坚持主张用中国传统方法。《崇祯历书》修成之后，按理应当颁行天下，但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又不断争论了十年之久未能颁行。

　　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这当然不会是徐光启乐意看到的结果，不过《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从此成为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长达两百余年。如从科学史的角度和历史影响而言，此事当属徐光启成就的最大事功之一。

　　四、练兵和造炮

　　练兵一事，徐光启为此长期投入极大精力，他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并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还亲自拟定《选练条格》（士兵操典），亲自考核挑选了4655名士兵，开始操练。但因为朝廷官僚机构互相推诿牵掣，军饷器械都不给予充分支持，并将他尚未练成的部队强行调往前线，终使他练兵的努力不了了之。此后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专家孙元化来实现。

　　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徐光启等人千辛万苦，甚至动用自己的俸禄，引进欧洲新式炮兵技术，包括铸造、操作，乃至引进外籍炮兵军官，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孙元化麾下的新式炮兵部队。和中国旧有的炮兵相比，新式炮兵不仅把大炮铸造得更为精良，而且具备了弹道学原理指导下的瞄准技术。

　　历史有时是非常戏剧性的——明清之际最著名的一批汉奸，如吴三桂和“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部下。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统帅的新式炮兵在侵略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这些叛将才得以“成长”为大汉奸。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五、徐光启的精神

　　从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推崇，很自然会引导出这样一个问题：徐光启推崇西学，但他指望这些西学在中国起什么作用呢？

　　以前许多人批评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被追溯到晚清张之洞（更具学究色彩的认定是吴之榛）。其实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从来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徐光启也不例外。

　　徐光启之讲论西学，无论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还是召集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乃至引进欧洲新式火炮技术，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只是发挥其“用”，即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即使对于徐光启自己皈依信奉的天主教，他也没有打算让它变成“体”。信奉天主、领洗、成为教徒，那只是他个人的“修身”，而不是要用基督教义来取代或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徐光启当年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我们今天对待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这既不证明徐光启当年如何“先进”，也不证明我们今日如何“落后”，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和知识的。

　　徐光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将他说成科学家不是美化他，而是贬低他，因为事实上他比科学家更伟大。单举两个方面就足见他的伟大。

　　其一是开放精神，在徐光启那个年代，要像他这样开放心怀去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远不是今天因“与国际接轨”而被多方鼓励的事情，相反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开明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其二是勤政清廉。作为官员，他的上述五项事功已足见他的勤政；而他死后身无余财，极其清廉，这一点实在让人敬佩，值得今天的公务员们认真学习。

　　六、徐光启的悲剧人生

　　徐光启的一生，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历史悲剧。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徐光启消瘦憔悴，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徐光启肖像（明代绘）

　　徐光启活了71岁，去世前两个月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在那个时代，看起来他似乎也应该算是“位极人臣”“福寿双全”了。然而实际上，徐光启一生可以归结为一个“苦”字：贫苦、困苦、劳苦、愁苦、痛苦。

　　孙元化被处死的次年，徐光启在忧愤中病逝。第二年，《崇祯历书》修撰完成。又十年（1644年），大明王朝崩溃。此时，徐光启曾寄以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队，已成大举入侵中原的满洲军队的精锐，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被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由清朝政府颁行天下，成为新朝“乾坤再造”的象征。徐光启若泉下有知，对此将情何以堪？

　　有人出于对徐光启的尊敬和推崇，将徐光启说成“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说他十分懂得灵活变通。鄙意以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已知的历史文献，从客观效果来说也只会消解徐光启的崇高形象。徐光启一生悲情，年轻时苦学考试，中年做官后仍然忧患频仍。他想做的事情大都遭到各种阻挠，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直至辞世也未能见其完成，引进新式炮兵虽然成功了结果却又偏偏事与愿违……。这样的悲情人生，恐怕不是被视为“精明”的上海人愿意过的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前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