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的优秀领导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吕蒙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接管。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负责接管上海的美术事业。上海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是西洋美术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在上海全方面展开，许多留学法、英等国专攻西洋美术的人士归国聚集上海，在1912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所传授西洋美术的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出版美术专业学术期刊，成立美术学术社团，探索如何借鉴西洋美术来发展中国新美术，并首先在上海形成“洋画运动”。二是最受近现代大众欢迎的通俗画种连环画和月份牌年画也发端于上海并有着蓬勃发展，连环画出版商就达百余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商都竞相出版彩版月份牌年画。三是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使上海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摇篮。四是幽默与讽刺相融的漫画艺术也是首先于1904年3月27日开始在上海《警钟日报》上启用“漫画”这一画种名称；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滑稽画报》也首先于1911年4月在上海创刊，此后上海相继创刊30多个漫画期刊；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也于1926年12月8日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的事实确凿无疑。

　　如何接管上海的美术事业可谓千头万绪，只有首先抓住关键项目，才能有效进行接管。

　　吕蒙的想法是上海的美术有着全方位的发展，各方面美术人才比较齐全，首先要团结上海原有的美术人才，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新中国和创作各种美术作品服务。而让美术作品发挥宣传、教育、审美、欣赏作用的最佳途经是出版画报类刊物和成立美术专业出版社，于是，吕蒙在兼任《华东画报》社副社长的便利条件下，紧接着又创刊《工农画报》，积极组织美术人才创作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各类美术作品在两份画报上发表。与此同时，他投入到创建美术专业出版社的工作中，首先创建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接着将其改组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并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兼任新美术出版社与画片出版社社长。吕蒙作为四个出版社的带头人担起重任大干特干，并大有作为。

　　大力发展美术出版事业需要调动美术创作人才的创造力，发掘美术稿源，其中关键是物色有发展潜力的美术创作人才。

　　当时物色美术创作人才通过以下途经：一是在文化局组织的待业艺术人员学习班中选择；二是通过在美术群众团体（包括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油画、连环画、漫画工作者联谊会，上海彩印图画改进会，上海木刻研究会，上海新国画研究会等）中调查物色。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立有宣传画、连环画、年画三大编辑室，因为这三大画种最适合面向大众的宣传、教育和审美欣赏。所以当时物色美术创作人才也主要为发展这三大画种的需要，主要是从美术界的待业人员（即失业者）中选择，这样既可解决美术作品稿源，又可解决美术界失业人员的社会问题，一举两得。例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的程十发（上海松江人），原先学的是山水画，后兼攻人物画，当时因画作卖不动而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拮据穷居松江老家。吕蒙发现后就专访程十发，在看了他的绘画作品后觉得其有艺术发展潜力，就请程十发出山并安排他们一家住进江苏路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宿舍，聘任其为上海人美社的连环画专职画家。这大大调动了程十发的艺术创作积极性，他创作了一系列有艺术特点的连环画佳作，并成为著名连环画艺术大家。又如贺友直、顾炳鑫等都是吕蒙发掘的有艺术潜力的美术人才，在被聘入出版社担任专业连环画创作队伍成员之后，均发展为艺术卓著的连环画艺术大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专门设立连环画创作室，聘请一批连环画创作专职画家，连同特约的一批社外的连环画创作者共有108人之多，所以上海人美社连环画创作室有“一百零八将”之美称，成为新中国连环画创作的大本营。

　　因为连环画创作者阵营强大，出版的连环画数量和发行量惊人，上海屡获奖品数在全国领先。例如仅1952年至1953年，上海出版连环画222种，单本最大印数高达20多万册。其中黄一德改编，盛亮贤、杨锦文、王一菲绘制的《韩梅梅》印数达25.4万册；林林改编、卢汶创作的《年轻的勇士》印数达20万册；周道悟编绘的《半夜鸡叫》印数达21.8万册。此后，上海出版的连环画单本印数在15万册至30万册上下的有很多，如《农村知识青年的榜样》（程十发、顾炳鑫编绘，印数为15.1万册），《打登州》（杨文改编，盛焕文等绘，印数为19万册），《山洞里的故事》（任微音编文，毛震耀绘画，印数为19.4万册），以及之英、永安编绘的《我是少先队员》印数为21.8万册，罗兴创作的《飞行员与红领巾》印数为21.4万册，东方羽改编、董天野绘制的《三姐下凡》印数达27.5万册，黄一德、宋治平编绘的《红领巾的荣誉》印数达26.3万册，李白英和黎明改编、王克明和陈少华绘制的《英雄强登一江山岛》印数为26.3万册，而徐正平创作的《程咬金劫皇纲》印数高达34.9万册。上海新版连环画作品的许多单本有如此庞大的印数，其根本还是因为编绘印刷精到，题材多样化，内容正气引人积极向上，因而受到全国广大读者青睐。

　　加之上海连环画作品质量高，所以频频在全国连环画评奖活动中获奖。

　　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时，上海有13部获绘画奖。其中，一等奖3部（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二等奖4部（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华三川的《交通站的故事》，刘旦宅的《屈原》，汪玉山、钱笑呆的《穆桂英》），三等奖6部（姚有信、姚有多、杨丽娜的《革命的一家》，陈宏仁的《车轮飞转》，任伯宏、任伯言的《灵泉洞》，盛亮贤、沈悌如的《木匠迎亲》，王亦秋的《杨门女将》，罗盘的《草上飞》）。1981年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上海又有18部作品获绘画奖，这些作品大部分依然是1966年前创作的，其中一等奖2部（贺友直的《十五贯》，盛增祥的木刻版画连环画《为奴隶的母亲》，侯德剑的《东进，东进》，汪观清的《红日》，韩和平、罗盘、金奎、顾炳鑫的《红岩》，程十发的《阿Q正传一零八图》，丁斌曾、王仲清的《沙家浜》，陈逸飞的《药》，张千一、张恢的《海的女儿》，黄全昌的《海瑞罢官》，王亦秋、施大畏等的《清兵入塞》，杜建国、毛用坤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俞理、金以云、钟惠英、陈军的《女英雄刘胡兰》，姚有信的《伤逝》，韩伍的《灯花》，俞晓夫的《根》，夏葆元、林旭东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戴敦邦的《逼上梁山》）。受到好评的连环画还有贺友直的《李双双》，程十发的《亚碧与山罗》《画皮》《孔乙己》，王仲清的《阿诗玛》，罗兴、王亦秋的《林海雪原》，郑家声的《杜鹃山》等等，这些都是连环画经典精品，在艺坛已然成为共识。

　　同样，吕蒙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立年画编辑室之后又增设年画创作室，将原先上海的一批月份牌年画老画家李慕白、金梅生、金雪尘、杨俊生、忻礼良、谢之光等都聘为出版社的特约作者，除每月发给固定工资外，凡创作出月份牌年画新作，出版后又给予稿酬。出版社还组织这些老画家以师傅带徒弟的传艺方式悉心培育出了沈家琳、王伟成、江南春、刘王斌、吴性清、陈菊仙、陈强、黄妙发、马乐群、姚中玉等15位青年月份牌画家。就此，上海又形成创作力强劲的月份牌新年画创作队伍，不断创作出表现传统戏曲故事题材和讴歌新中国新人物、新生活、新风俗的月份牌年画。因为月份牌年画在艺术表现上采取严格的素描造型基础和水彩擦笔细腻入微的描绘，画面的人物表情气质、动作情节以及道具物件背景等都给予写实详细描绘，画面里的诸多细节尤其普受大众喜爱，月份牌年画的印数自然发行量极大。1950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仅上海一地出版发行的年画就达700多万份，超过了其他各地的年画发行总数（上海以外的各地出版社新年画的总发行数量是676万份）。到了1955年，上海出版年画380种，总印数达5000多万份。1958年，上海年画初、重版近600种，印数达一亿一千多万份，占当年全国年画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中优秀的上海月份牌新年画作品，如金梅生的《菜绿瓜肥产量多》《全国民族大团结》，李慕白的《亲密的友谊》《新中国的女航海员》《老鹰抓小鸡》，杨俊生的《毛主席视察黄河》《和平万岁》，忻礼良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成长》，谢之光的《洛神》，金雪尘的《将相和》等，几乎每年都重版大量发行。因为月份牌年画在艺术表现上有其独特魅力优势，于是全国各地出版社经常组织当地的年画家来上海人美社年画创作室取经学习艺术表现技法，而上海成了推广月份牌新年画创作的发源地。

　　吕蒙非常重视通过出版来保存优秀的民间艺术。新中国初期，华东美术家协会（后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今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陈烟桥，曾组织民间美术调查组带队深入华东六省一市调查民间艺术，发现福建泉州江加走创作的木偶雕刻艺术非常精彩，就将其吸收为华东美协会员并担任理事，还将他的作品推荐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吕蒙对其赞赏有加，毅然决定以当时不多见的精装收藏本的规格设计并出版了《江加走木偶雕刻》一书。

　　仅就上述连环画、月份牌和新年画的组织创作和出版而取得的辉煌成绩和重视出版民间艺术作品而言，已足见吕蒙领导才能的不凡，令人敬重。应该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他所领导的美术事业上了，而且依然不失艺术家的本色。当时，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领导、中共党组核心成员之一，他还常为繁荣整个美术界的美术创作进行规划和研究，个人尤其以身作则。吕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时间深入到新中国火热的生产建设场景中去感受体验，搜集艺术创作素材，激发艺术灵感，见缝插针利用时间进行艺术创作，相继创作出反映新中国时代新生活面貌的黑白木刻版画《热火朝天》《造大船》，套色木刻版画《繁忙的海港》《女电焊工》等个人作品，同时也创作出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勇渡长江情景的黑白木刻版画《过大江》。尤其是1962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版画《大理花》和《菊花》，以意趣新颖的装饰美和盎然的生机表现广受国内外观赏者的好评，为中国美术馆收藏。由此看出，吕蒙作为艺术家的一颗艺术心始终旺盛着，一名艺术领域的领导干部在繁重的事务工作之下还能做到如此，更令人敬佩。

吕蒙作木刻版画《热火朝天》《造大船》（1950年） 

吕蒙作套色木刻版画《繁忙的海港》《女电焊工》（1950年）

吕蒙作木刻版画《过大江》（1960年）

吕蒙作套色木刻版画《大理花》（1962年）

　　还应重视的是吕蒙作为美术界领导，在工作上无论是宏观规划设想还是具体实施操作都事必躬亲，尊重并善于友善团结美术界的老前辈，与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张乐平、贺天健、关良、唐云、王个簃、钱瘦铁、白蕉、来楚生、陈秋草、江寒汀、应野平等诸艺术家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一心扑在事业上又不失艺术家本色的吕蒙，却冷不防遭遇历史的不幸。吕蒙为人一贯直爽，不会虚假掩饰自己，凡有看法都会直接抒发。作为入党数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出于赤诚之心对一些左倾思想政治路线的做法有不同看法并提了出来，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虽然侥幸躲过一劫，然还是被撤职并连降两级，就此吕蒙被调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任副秘书长，在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沈柔坚的领导下工作。当年在新四军时沈柔坚是在吕蒙领导下工作的，现实的无情却颇有一丝滑稽。当然在如此境遇下吕蒙虽在心理上被伤害，但是作为新四军成立之初就入伍的忠诚革命文艺战士，他依然初心不改，为党的伟大革命目标而勤恳工作奋斗终生。之后上级党组织又委任他为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那是1980年的事了。

身残志坚毅然开创新派中国画

　　近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百年奋斗史的第三次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一章中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同样，吕蒙作为美术界的领导，在这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所以拨乱反正结束十年内乱，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党和国家有了新的希望，也使吕蒙兴奋不已。1979年他在64岁高龄被任命为上海中国画院新院长，全身心投入到团结全院画师的工作中，设法调动画师积极性，组织画师们深入生活去创作，还就中国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如何创新进行一系列学术研讨，使画师们都能精神焕发投入到新的艺术实践中。

　　同时吕蒙作为一名版画家，当然也关注在新时期如何发展版画艺术。1980年4月，他应广州美校老同学、新四军革命老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安徽文联主席和美协主席、新兴版画第一代版画家赖少其之邀，赴黄山出席创建中国版画家协会的工作会议。意外的是由于常年的工作疲劳，吕蒙在回沪途经南京时突发脑血栓入院抢救，虽保住了生命，但右侧躯干、手脚却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况之下，吕蒙当然不能再去画院上班，就此不得不结束忙碌数十年的行政领导工作。大病中的吕蒙忽然心起一念，决心争取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恢复，在身体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集中精力潜心个人艺术创作。患病后右手几乎不能动弹，不可能再操用木刻刀创作版画了，于是吕蒙开始尝试用右手握住毛笔作中国画，但反复练习依然无法握住笔管，这时他突然想到也有不少前人用左手写字作画，何不练习左手握笔作中国画呢？于是在坚定的决心之下，吕蒙开始每日练习左手握笔写字作画。尽管很是辛苦，常常练得满头大汗，左手酸痛，但慢慢地从左手不听使唤，到基本能控制，再到完全能随心所欲挥毫后，吕蒙便开始真正进入了有构思和布局的创作中。左手笔端之下既可以写实兼带小写意，又可以泼墨挥彩的大写意，这便是他当时进行中国画艺术的创作状态。

吕蒙晚年中风后在画室坚持作画

　　吕蒙的夫人黄准，是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作为艺术家的黄准深知艺术家必须多接触大自然等外界生活，才能激发艺术思维和想象，于是她体贴入微地照顾吕蒙的日常生活，推着轮椅载着他一起外出赴浙江雁荡山、国清寺，福建福州、厦门，云南瑞丽，湖南郴州，广西桂林等地旅游采风写生，大大丰富了吕蒙的创作素材，激发了艺术灵感，从而吕蒙每每返家后都会创作一系列中国画作品。令人可喜的是，吕蒙笔端之下斑斓的色彩和无拘无束的笔墨居然开创了彩墨中国画的新气象。他的中国画总带有一股舒畅飞扬的大气息，如《山花烂漫》《秋韵》《山雾》《傣家风光》《寒村》《从化疗养院》《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作品，都开创了中国画和他个人的新面貌，予人留下深刻印象。

吕蒙作中国画《山花烂漫》《傣家风光》《寒村》（1980年）

吕蒙作中国画《从化疗养院》（1981年）

　　1986年，吕蒙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时展出了上述新国画作品，曾在新四军军部一度共事，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宣传科长的革命战友，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前来观赏和祝贺。1992年，吕蒙应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之邀，赴美国纽约举办个人画展并出版了画册，在纽约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报刊均发表了对画展的介绍和评论。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