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燹残垣下掩埋的历史真迹
上海著名商圈徐家汇以西约700米外的虹桥路北侧，泊有一片民居，栋栋楼盘规陈矩列，鳞次栉比，人称乐山新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它还有另外一个俗名，叫“市民村”。斯时此地简屋陋舍，毡棚林立，天晴扬灰，天雨翻浆，整个一片滚地龙，是徐汇区最大的棚户区所在，也是全上海名声在外的三大棚户区之一。
今日乐山路沿街有不少商铺
以市民村的陈迹逆时针再往前推，草蛇灰线，亦步亦趋，兵燹残垣下掩埋的历史真相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此地竟然曾经是日本著名高等学府爱知大学的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所在地。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旧貌
说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不妨先看一段知名学者资中筠对于其父资耀华的回忆：
先父生于1900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但是这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也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的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埔（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载《随笔》2007年第5期）
触目惊心的又岂止一个资耀华。
2003年9月，台儿庄古城月河巷一座百年民宅拆迁时，在墙缝中发现一幅侵华日军军事地图。1938年春，侵华日军坂垣师团从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转经潍县(现山东省潍坊市)取临沂，企图与沿津浦线南下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合后共夺徐州。但日军这一计划遭中国军队挫败，折戟于台儿庄。
月河巷是台儿庄战役巷战最激烈的场所，双方在此曾反复拉锯，“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战地遗存，一纸千钧。地图上方一个“秘”字相当醒目，图标为：民国制山东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两城镇 山东省日照县 诸城县；另注日文备考：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测图，昭和十九年四月复制；落款：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图中详细标明了日照、诸城两地的山川河流和大小村庄的位置、地名、地形，其上覆有手写的题注“至胶县——至诸城——至日照”，刻画的起讫路径正可复原当时日军从胶州登陆，经潍县、诸城直扑临沂的作战过程。
无人知道这张出现在昔日战场上的地图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张或一批地图的引导，人地两生的日军又将如何长途奔袭台儿庄？
有亲历者证实，日军地图不仅将村庄、道路、溪流、树林、庙宇，以及丘陵山川的地形等高线等绘制得一清二楚，就连村里有几口井，哪口有水哪口枯竭都标示得明明白白。
所有这些有关中国的资源记录及地图制作，并非出自同一个时期、同一所机构，但其中相当部分的测绘编制，都指向了同一个渊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二、“兴亚”“脱亚”，只有名义的不同，而无实操的分歧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日本东亚同文会派山田良政等人，前往南京筹办南京同文书院；建院不到一年，便于次年4月迁至上海，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日本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系经日本大隈内阁撮合，由东亚会、同文会等兴亚组织一统而来，甫立之际亮出的口号即匪夷所思地温暖了中土——“保全支那（中国）”。黎元洪、段祺瑞等一批近代中国大佬，都毫不吝啬地送上了喝彩声。1913年，孙中山游历日本，在东亚同文会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说：“昔当敝国危急之秋，首倡保全中国者，自东亚同文会始，前会长故近卫公，现会长锅岛公爵及会员诸君，皆以热诚图东亚之幸福。名之所至，实亦副之。”
来自东邻的“仗义执言”，无处不透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道德感召力。
“前会长故近卫公”，指的是东亚同文会的首任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号霞山，是继日本巨谍荒尾精（1897年在台湾染鼠疫去世）之后兴亚论的又一代表人物，曾任帝国议会贵族院议长。近卫氏在日本，是仅次于皇族的华族（跟中国没关系）阶层，门第显赫。近卫笃麿又领华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首，被授公爵。这个家族的过往辉煌叠床架屋，姑且按下，只消提一下近卫笃麿的长公子、后来曾三任内阁首相、任期贯穿整个抗日战争的近卫文麿，你便明白这个姓氏的斤两。
近卫笃麿（左）、近卫文麿父子
1899年，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鼓吹其泛亚洲主义（即“兴亚论”）种种。其中，“保全支那”“扶助朝鲜”，共同对抗西方的主张，让刘坤一一闻倾心，他对东亚同文会在南京设立学校的构想十分赞同。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东亚同文会干事长佐藤正兼任首任院长，但不久即因病辞职。（见周德喜《东亚同文书院始末》，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2卷第3期，2004年5月）
东亚同文会奉行大亚细亚主义（即泛亚洲主义），其所谓的“保全东亚”，就是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共同对抗欧美在亚洲的霸权，而“保全中国”则是其整个大东亚构想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同文会倡立的“保全”，本质上却是“争夺”，是以日本为本位与欧美“争夺”东亚乃至中国的别样表述，与当时盛行的“脱亚论”殊途同归。
“脱亚论”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日本教育家，以主张“弃汉从洋”“脱亚入欧”而惊世骇俗，震慑朝野。一个“保”，一个“弃”，乍听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然而仔细分辨，却发现二者间只有策略的差异，而无战略的不同。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书中声称，日本、中国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成功现代化，但中国仍然落后。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改善中国，不然落后的中国将会牵连日本，使日本也受到损害。为了日本的福祉，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落后的中国、朝鲜，帮助其建设。福泽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自掏腰包购买武器资助朝鲜政变。同样，他们对来自中国的“乱党”，也一概包容有加。福泽谕吉的价值观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兴亚论”并立，构成日本发动大东亚圣战的意识形态基础。
无论“兴亚”还是“脱亚”，只有名义的不同，而无实操的分歧。但显然，“保全中国”这样的口号更能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则为必然。据《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李廷江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一书披露，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汪康年、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那桐、恭亲王、肃亲王、庆亲王、荣禄、王文昭等几十位中国近代要人，均与近卫笃麿有过书信往返。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出于“玄黄惨变，我皇上被幽瀛台，存亡未卜”之故，“万里来航，泣血求救”。11月2日康有为给近卫笃麿写信，“伏望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并称“邻国相闻，风教相期，讲闻高义之日久矣”，可见他对近卫笃麿仰望之殷、期许之厚。东亚同文书院在华40年，顺风顺水，通行无阻，与此不无关系。
东亚同文会虽然自称民办，但从1899年起，每年都从外务省机密费中领取4万日元津贴。以晚清民国时期国际汇率1日元=0.75克黄金（见百度文库）计算，禀赐可谓优厚。作为回报，外务省要求同文会忠实报告有关中国的所有情报，同文会由此成为外务省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中国情报来源。
领命筹办南京同文书院的山田良政，在中日交往的视域中是一个非常另类的角色。据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好友宫崎滔天1902年发表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即《三十三年之梦》）记述，山田良政1890年来华学习中国语，甲午战争时，任日本陆军翻译官，因功获赏，战后至北京从事间谍活动。1899年7月，山田良政与孙中山在东京神田首次会晤，为其主张所折服。1900年5月，山田出任南京同文书院教授兼干事。当年夏，晤孙中山于上海朝日馆。9月下旬，山田带领同文书院学生追随孙中山参与惠州举义，情报泄露，东亚同文会特地派人通知山田避险，但他执意前往，后与清兵交火而战殁（另说被俘遇害）。孙中山褒赞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
南京同文书院开张未几，适逢慈禧庚子招安，义和团由非法变身合法，风行于冀鲁。挟民间“扶清灭洋”之狂野，6月，慈禧向英美法德日等11国宣战，庚子国变爆发。战事波及到长江流域，同文书院在南京处境艰难，遂起意迁往上海。
同文书院迁移上海后，最初落脚退省路。这条路如今已不知所踪，只道在跑马厅附近。1901年5月，书院移址高昌庙桂墅里（今制造局路以东）。26日举行开院式，到会的除东亚同文会魁首，还有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海道台袁树勋、上海知县刘怡、名绅盛宣怀等，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代表送上《诗经》石刻纪念品。1913年7月，刚刚有了一点规模的校舍，被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炮火摧毁，不得不迁往日本长崎，临时租房上课。好在时间不长，当年10月，上海赫司克尔路(今中州路)33号临时校舍建成，书院重返上海。在此期间，书院以高昌庙校舍毁于中国内战炮火为由，向中国政府索赔22．5万元，得手后即在公共租界西端的徐家汇虹桥路购买土地，建设新校舍。合并东亚同文会拨付的部分资金和书院师生集资，共耗资35万元，虹桥路新校舍于1917年4月22日竣工。
三、起于大唐的中国文化输出史，尽讫矣
从1917年4月到1937年7月，书院在虹桥路新校舍驻存整整20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9月15日上海市警察局接管同文书院。10月，校舍被战火烧毁，物产馆存放的从中国各地搜刮来的物产样品8千余件遭毁坏，图书馆被烧，总计85300余册中日文及西文书籍被焚毁。经过这次炮火，校舍荡然无存，日后逐渐沦为贫民窟。
1937年11月，国民党淞沪兵败。12月30日，日本宪兵队侵占交大徐汇校园（此前交大师生已撤往法租界），在草坪上放养军马。次年3月，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决定将交大校园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日本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兵营，另一部分供东亚同文书院支配。1938年4月8日交大校庆纪念日，侵略者单挑这个日子，将交通大学名牌从校门上拆除，极尽羞辱之能事。起于大唐的中国文化输出，至此尽讫矣！
整个抗战期间，东亚同文书院鸠占鹊巢，始终将交大作为院舍，朗朗书声与宪兵队滥施酷刑的惨叫声终年为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兵败。期间，书院升格为大学。
日本战败后，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已从首相改任内务大臣的近卫文麿，在被麦克阿瑟以“战犯”罪名逮捕数小时之后，服毒自杀，时为1945年12月16日清晨。东亚同文书院作为海外间谍机构，也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被遣返日本。
1946年5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携13名原校教职员，发出重建呼吁，盟军司令部一路绿灯。同年11月15日，爱知大学诞生，并发展至今。两年后，书院同人又以近卫笃麿的“霞山”之号，组建“霞山俱乐部”，1958年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
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依然为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中国改革开放后，该机构以教育交流为名，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2020年岁末日本国向湖北高校捐赠的抗疫物资包装盒上的偈语，一时间风靡中华，闻之者无不动容。偈语出自纪念中国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传戒事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简称《东征传》)一书，作者是公元8世纪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广义来说，中日风月同天并无大错，歧点在于，唐宋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努力模仿，习与同天；近代以降，日本斥华为奴，强加风月，霸凌同天。然而无论同的是哪一片天，煌煌两千年，日本人的基本手段都是以调查开路，老老实实，筚路蓝缕，非把你查个底儿掉不可。
四、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书院教育
“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对外宣称的办学宗旨。东方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仅凭宣言你完全搞不懂他究竟在说什么。这一点和现代社会流行的“社论”颇为相似，高屋建瓴，高度抽象，听上去什么都说了，细一琢磨又什么都没说。东亚同文书院真实的培养目标，说白了就是“中国通”，即：熟练汉字文化，熟悉中国社会，熟稔华人社情，为日本经略东亚的“大陆政策”服务。
大陆政策经当时及后世学者的不断解读，对其源起、流变、界定，众说纷纭，但都公认，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的《御笔信》，是大陆经略政策的近代起点。信中，“不甘处岛国之境”的睦仁，“意欲继承列祖伟业”，矢志“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日本的即时国策拍板定调，进而形成立足于战争手段，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直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侵略总方针。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188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度赴任广东镇台，1885年入陆军大学。1887年任职参谋本部支那课，大尉军衔。1890年在陆军大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支持下再度入华，来往于上海、武汉等地，专事谍报活动。他曾向天皇面陈中国国情及作战意见，并直接参与了入侵金州、攻打旅顺的军事行动，其制定的“山东半岛攻略案”，后为日军入侵威海所采纳。按照根津一的教育理念，他不仅要培养“天皇的忠诚战士”，而且要让他们成为行家，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像水浸染一般席卷中国”。
东亚同文书院初为专科制，学制3年。1920年以前只招日本学生，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2名，享受公费待遇，每年招生100名，主要学习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东亚同文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幻的名门校”，心向往之。从1920年9月起，该院设立中华部，招收中国学生。同时延伸开办天津同文书院（后更名为中日书院）、汉口同文书院，专门招收中国学生。按外务省1921年“三二八号敕令”，毕业生享有与日本国内专门学校同等资格。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升格大学，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制四年，前三年学习中国文化，后一年全部用来行走中国。
除了常规课程，东亚同文书院最突出的教学行为，就是组织学生分赴中国各地，专题实考，录以书证，书院称之为“踏查”。从第一届开始的每一届学生，均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手持中国政府许可证，数人一组，深入中国内地沿海，不惜餐风露宿，无惧栉风沐雨，真听真看真感觉，足迹遍及城乡，所到之处，不靡巨细，有闻必录。
积四十余年深耕细作，书院师生凭双脚走出一幅密如蛛网的踏查线路图，覆盖中国南北西东。参加踏查的学生，事前显然都接受过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的写作训练，非常规范地书写和累积下卷帙浩繁的游记体文本。视野开阔，行文流畅，叙论严谨，言之有物。利用这些第一手材料，书院官方及相关机构，编纂出版了大量资料文献、研究论著和刊物，探赜索隐，全方位解析现实中国。正所谓“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鲁迅语），逼真到让每一位初识者大呼惊诧。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日志》及手稿
如有一份调查记载：“河南：鸦片2元一两。每亩缴税15元。每亩鸦片收入30—100元，种植小麦每亩收入不过30元。故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农村，鸦片种植发展很快。如此发展支那北方地区之粮食供应必然不足。”
从1901年到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先后动员学生5000余人，投入中国调查，旅行线路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对于中国的山川形胜、自然资源、政治结构、经济运行、民情风俗乃至当地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态度、习惯癖好等等，都不厌其烦地有所探究。其中，据爱知大学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京杭大运河调查报告》记载，仅仅针对京杭大运河的调查，先后就进行了6次，时间为1916、1917、1918、1920、1921、1922。所踏查的沿河城镇乡村，从江苏的镇江、扬州、高邮、宝应、淮安、清江浦、桃源……，到山东的徐州、韩庄、临城、夏镇、辛庄、济宁、马家口、鲁桥、大龙王庙、武城、德州……，再到天津的天津府、冀州、广平府、杨柳青、良王店、独流镇、四女寺、甲马营……简直像篦头发似地把运河流域梳了个里外通透。
院（校）方规定，踏查归来的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完成两种形式的写作文本，以充作验证其学习成效的结业报告，非如此则不能顺利毕业。一是见闻性的旅行日志，称为“大旅行记”；一是专题调查报告，称为“大旅行报告书”。由学生递交的这两种报告，同时兼具两种属性：资料与情报。一方面用于学术，另一方面提供给通产省、外务省、军部，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东亚同文书院对学生撰写的“大旅行记”和“大旅行报告书”进行加工后出版
上文所举资耀华先生为之震惊的湖南耒阳田心埔无烟煤矿记录，便是书院学生谨遵皇命、孜孜矻矻的产物。在此过程中，这些来自东邻岛国的青葱学子们，自觉或不知觉地坐实了自己文化间谍的身份。而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书院学生甚至直接披挂上阵。“一•二八”上海事变时，书院派出50余名学生为日军充当后勤。“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多名学生出任随军翻译。遵照外务省和军部要求，时任院长大内畅三对学生发布训诫：“我们忠勇义烈的军队，在中国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很不方便，书院学生要发挥作用，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书院学生编成4个中队，直接参战。两年后，前线吃紧，兵员奇缺，日军大本营孤注一掷，敕令书院300余人集体参军，甚至连教授也应征入伍。
五、以无数细节拼接起一个裸身巨人
1902年8月，东亚同文书院一期38名学生，在森教授带领下，赴山东芝罘（今烟台）、威海卫，进行为期两周的休学旅行，从此开启了书院学生中国内地大调查之行。
因日本兴亚派在中国官方和民间攒下的好名声，对于东亚同文书院的踏查申请，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均慷慨允准，并颁发钤有官方大印的通行许可证，确保其畅行无阻。中国近代巨擘康有为、黎元洪、段祺瑞、汤化龙等，都曾不吝笔墨，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踏查题辞。而书院学生无不通晓汉语，训练有素，屐旅所至，受到各地政府民众的热情接待。
书院“调研班第46期”学员丸山文彦，后来在接受日本学者采访时说：
我在上海时认识了武汉籍中国学生李清音，我告诉他假期要到武汉做考察调研，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到了武汉，受到了李的父母热情招待。同时在他们的帮助下，所有考察工作都顺利完成。
有些川江船只的名字很拗口，他们就写下相应的中文名称，让我以后慢慢翻译。李的妹妹，还帮着我描画这些船的外形。有些地方他们找不到，就到处托人打听，请人给我带路。在那一届调研班所有学员里，我的任务完成速度名列前茅……
一个名叫冉启明的川江船工，向来访的记者回忆了抗战前的一段往事：
一个年轻的日本学生，要坐我们的船从龚滩进贵州。当时县上的长官把他带来，说是“中日友好考察”，有五块大洋的辛苦费，这不是个小数。那个学生穿黑衣服，表情总是严肃，一路上坐在船头画着东西，画的什么也看不懂，弯弯曲曲的，像河流。因为语言不通，平时我们都很少说话。只记得最后到了贵州，船停了岸，他把我们的船仔仔细细、从里到外看了个遍，然后画在本子上，走了……
冉启明驾驶过的木船，当地百姓称“歪屁股”，在《中部支那经济调查》一书里有准确的记录。
1915年6月28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宇治田直义、太田文哉等人，从上海浦东出发，一路北上，经镇江、曲阜、天津、北京、沈阳、哈尔滨，最终抵达中俄边境。7月24日，他们途径北京，在一篇题为《笛声三万里》旅行日志中，留下如许印记：
朔风卷起尘土，令人莫辨咫尺，口中尘土沙沙作响。路上的行人、车上的人都用手帕掩面，这就是燕京的飞尘吧。
1922年6月下旬，同文书院六位学生清水成鉴、冈秀一、冈林正文、甘粕四郎、川岛清、金井十郎，入川调查自贡盐井。从上海抵达重庆后，经7天步行来到富顺县所辖自流井：
自流井是四川省第一产盐地，也是我们这次盐业考察的目的地。道路一直通向山地的高处，浓雾中隐约可见安全帽不停在移动。即使在这样的高地，道路两边也是田圃，稻子垂着长穗，高粱及大豆的长势也十分喜人，使人感觉四川富饶不虚。
自流井位于沱江支流荣水（注：容溪河）岸边，没有城墙这一点很特异，人口大约有13万，听说当地人基本上都以盐业为生，有钱人多。城区贯穿一条宽道，布店、饭店、妓楼、茶馆鳞次栉比，装饰华美，十分热闹。
……
到了街上，像是看到一些店铺挂着外国货之类，但遇到一群形同苦力的士兵，胡乱吹着喇叭从眼前通过，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妄造流言者格杀勿论”之类吓人的告示。地方军阀争斗之凶险由此可见一斑。
……
回到旅店，发现警察署长一脸严肃地等着我们。满口方言的警察署长说了半天我们也没听明白，借助笔谈才算会意。像是问我们来干什么，带了护照没有，要去哪里，需不需要向导，等等。我们送上仁丹和日本的旅行指南之后，他便高兴地回去了。他像是原本就有心要从日本人手里捞点什么。
……
原来，四川省内共有26处制盐场，其中以自流井的质量最好，产量也最高，几乎占全省产量的六分之一。井分水井和火井，共1213口。水井一般是出盐水的井，而火井则是有天然气喷出的井。我们还过桥参观了岳陵的盛海井。
此井大约深253丈，井上设有很大的架子，旁边还有直径长达4间的大车。
一根粗绳绕在车上，挂在架子顶上，然后落入井中。落入井中的绳端系着带开关阀的竹筒。将盐水汲上来的做法是让5头牛拉车转动，把绳子卷起来，这样绳端盛满盐水的竹筒就被拉了上来。这时，等再车旁边的人就打开竹筒的阀门，倒进盐水桶内，然后再利用引水筒将桶内的盐水送到制盐场。汲一次水大概要花20分钟左右。试着尝了一口盐水，发现没那么苦，温温的一股煤气味。
之后我们参观了制盐场。有5口盐井的盐水通过各自的引水筒汇集到此处，场内摆放了许多大黑锅，锅下面跳动着从火井引来的天然气烧起的火焰，气味难闻。裸着身子肌肉发达的人们默默地干活，让人感觉到好像是到了地狱一般。（见《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大旅行秘话》，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5～97页）
琐碎的细节乘上一个大数字，往往会澎湃成汪洋大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睿智而又粗放的祖先相信，事不过三。三次迭加之后，欲壑难填，万物放任。一口自流井，让人们看到了四川盐矿的分布与产量、军阀的恶斗与警察腐败、资源生产力的原始落后……把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笔下的无数个细节串连合并，中国在日本面前，的确就成了“裸着身子肌肉发达”的地狱巨人。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如梦方醒的国民政府才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进行封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只能局限在日本占领区内，借助侵华日军及日特机关的帮助继续进行。面对狼烟四起的抗战焦土，蒋介石在1934年7月13日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特别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日本人绝不是好相识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老蒋此言可谓教训深刻的经验之谈。可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每次对华拟定的政策计划、发动的侵略行为，背后都有大量谍报活动作为支撑。日本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能够精准展开，情报的作用不容小觑。
六、文献渊薮，大可为我所用
201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主编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系列丛书，将东亚同文书院当年编纂的五十巨册《中国省别全志》（《全志》的编纂完全使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报告材料，没有对其他文献的转抄和引用，此外还科学绘制了地图，包含大量图表、照片等，真实记录风土民俗、水文地貌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二百巨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丛刊》（1927—1943）两辑200册，既包括乘船坐车、骑马徒步的旅行日志，也有《山东省石炭调查》《南洋华侨之现状》《北京书业调查》《羊毛调查》等专题报告，既记录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变迁，也保留了日本学生眼中的中国社会百态）、二百四十巨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悉数囊括，公之于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这批珍贵手稿档案整理出版的冯教授认为，在近代日本关于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时最长、覆盖面最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时间长达45年；如果再加上荒尾精此前在沪开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前后几达60年而未间断。（见冯天瑜《<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解说》，民国文献整理与出版，2019-4-12）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系列丛书
据日本学者研究，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下令烧毁重要机密文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所在地市谷，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海军省所在地霞关，从14日下午到16日，一直火光四射，浓烟滚滚，特别到了晚上，烈焰把半边天空染得通红。日本陆海军文件档案基本付之阙如，以至研究陆海军历史所必需的基本性资料欠缺，留下很多历史谜点，至今未解。
其间让人称奇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材料和著述却躲过了劫难，未遭火焚。也许是他们以民间身份对外巧于掩饰的结果吧。这些文档和著述基本保存完整，并留存至今，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爱知大学丰桥校舍图书馆。
然而，如此浩繁珍稀的档案资料，却如同一个秘密，深藏不露，少人见识，长期以来被利用的程度远低于满铁调查。冯先生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固然是以侵霸中国为目标，情报属性大于史料，但时过境迁，它们的现实属性已不复当年，转化成为研考清末、民国社会的档案文献渊薮，大可为我所用。在田野调查正当勃兴的今天，同文书院当年对中国全域进行的实证主义调查，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及方法、理念，亦不无裨益，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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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档案春秋》原总编，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