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贫困早当学徒 参加“印联”追求进步
赵敬耕（1919—2000），又名赵金根，出生在上海徐家汇肇嘉浜浜南的赵巷18号。父亲赵秉铎，又名荘记，学过中医，以“郞中”身份为乡邻望诊看病为生。敬耕还有一个妹妹，叫金秀。本来家庭经济尚可，赵秉铎又育有一男一女，日子也算称心。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小敬耕4岁时父亲突患重病不幸去世，家里犹如断了顶梁柱，生活一下子困顿起来。住房东面虽有少许祖传薄田，但母亲因经常犯“胃气痛”的毛病，不能下地干活。兄妹俩与母亲相依为命，常常靠邻居、亲友接济，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其中对他家帮助最大的是赵敬耕的姑母及同住18号的堂姐赵云南。当地赵巷人有个传统，不论家里多穷，那怕是每天从牙缝里省下一口饭，也要让族里的男孩子去读几年书。故小敬耕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进学校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后实在无钱就辍学了。十几岁的他深知家里再无能力供他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便托人进了位于林肯路（今天山路）的华丰印刷铸字所总厂当学徒，后成为排字工人。“七七”事变前夕，母亲终因长年多病和操劳，与世长辞，他们这个家只存兄妹二人了。
华丰印刷铸字所广告
赵敬耕从小就在这样贫穷艰苦的环境中长大，满以为进了厂好好跟师傅学技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可以养活自己和妹妹，改变贫穷的命运。但他在厂里看到的是资本家的盘剥、工头的凶狠，在外面看到的是外国“赤佬”耀武扬威……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赵敬耕开始对这黑暗的旧社会产生极大的不满和愤恨。
人们常说“近朱者赤”，交上一些志同道合、情操高尚的好朋友会给一个人带来命运的转折，甚至改变他人生的轨迹！赵敬耕在宅上就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在单位也遇到了一些好同事。当时华丰印刷铸字所分为总厂和发行所，并不在一个地方，但各有一些地下党员，如总厂的张江澄、叶福生（又名叶如松）、陈谈胜（又名陈哲生）等，发行所的范本和等。在总厂，因大家都是排字工人，赵敬耕与这些地下党员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接触密切，渐渐结为知已。
20世纪30年代，国家深处内忧外患之中，日寇蠢蠢欲动，国民党卖国求荣，社会动荡不安。1937年11月淞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不法奸商勾结买办资产阶级，大量垄断、囤积煤炭等重要物资，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厂里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日益加剧，工人们为了活命，不断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赵敬耕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随着斗争的深入、阅历的增长，他们经受住了各种艰苦的磨练。其中总厂的叶福生、陈谈胜和发行所的范本和显得更为能言善辩、老到成熟。他们敢于出头，斗争性强，并讲究策略，在工人中享有较高威望，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多次被推举为与资方斗争的谈判代表，故资方对他们恨之入骨。后工人们虽增加了一点微薄的工资，但不久资方以营业清淡为名，解雇了叶、陈、范等谈判代表，这让赵敬耕更看清了资方的险恶用心。
这些被解雇的地下党员虽然失了业，仍坚持为革命顽强奔波，这些都被赵敬耕看在眼里。他们有目的有组织的开展斗争，带领赵敬耕等一批有觉悟的工人广泛发动群众，加强联络通讯，同社会上的奸商和买办资产阶级作斗争；还和进步的印刷工人一起成立“印联”（即印刷工人联合会），向广大工友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工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暗中引导其中表现出色的工人和学生去解放区干革命。赵敬耕总是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积极配合他们抓好各项工作，战斗的友谊在不断斗争中升华。由于赵敬耕一贯表现良好，他们就动员他和另一位排字工人柳锡训（又名柳中盛）到抗日根据地去干革命。二人兴奋地写了志愿书，等待被批准后出发前往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敌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更是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给苏北抗日根据地输送骨干力量，注入新鲜革命血液，上海的党组织决定将范本和、赵敬耕、柳锡训等一批先进的工友和学生选送到苏北盐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以下简称“抗大五分校”）学习。赵与柳得到口头通知后，即向厂方辞了职。离沪前，范本和先说服了哥哥范本丰，随后由哥哥做通了父母的工作。而赵敬耕回家只对妹妹这唯一的亲人说准备“远行”，拿了一点简单的行装就匆匆告别。谁知这一别就是8年多，期间赵敬耕杳无音讯，妹妹望眼欲穿，甚至以为哥哥早已亡命于异乡客地。
毅然报名苏北“抗大” 革命熔炉锤炼思想
1941年1月12日傍晚，范本和叫了一辆祥生出租汽车来到总厂（此时总厂已迁至麦根路，即今淮安路）附近的一条弄堂口，接上早在此等候的赵、柳二人，径直驶向黄浦江边2号码头。这天是农历腊月十五，天气寒冷，朔风怒吼。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在上海打工的、做生意的外乡人都准备回乡过年了。黄浦江边到苏北等地去的各客船码头，乘客上上下下很是忙碌，范本和怀揣秘密介绍信，提着简单行李，与赵敬耕、柳锡训三人装成回乡客混在回乡探亲过节的旅客群中，他们看似松散但暗中保持一定距离，不时讲几句苏北话。此时的他们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现在虽然是大批外籍人回乡过年的时节，混在其中较容易过关，但浦江轮船码头历来是警方重点把守查检之地，军警、特务、暗探多如牛毛，有的还藏在暗处，而他们在明处，稍有不慎露出破绽就会前功尽弃；兴奋的是，到解放区去投身革命是他们多年遥想的夙愿，现在曙光就在眼前，只要顺利登上指定的船到达目的地，便能沐浴解放区的阳光，甩开膀子大干革命。幸运的是，他们三人总算按预定计划有惊无险地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第二天到了南通天生港码头。
上岸集中后，他们才知上海钱庄中学的蒋旦萍、姚关福、张学琪、吴娟、陶元如五位同学也去抗大五分校，于是在地下交通员的接头和护送下，他们步行到海安抗大五分校接待站住了一晚。腊月的天气，寒冷彻骨，但大家精神抖擞，第三天又步行到东台县民主政府招待所住了一宿。第四天，他们受到抗大五分校招生处的负责人洪海泉（1940年入党）的热情接待，再乘船于16日到达盐城，这样前后经过4天的旅途跋涉，终于来到抗大五分校所在地。
抗大五分校于1940年11月27日在盐城成立，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冯定任副校长，校址设在今盐城市盐城中学。作为我党我军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一所重点学校，它没有严格的阶级、党派、职业、性别等限制，凡有强烈的抗日意志，就可申请应考入学，但必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以便于教学。范本和与赵敬耕等因是组织选送，报到后即填表，并经过个别谈话。他们均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愿做亡国奴，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及资本家的剥削，追求真理，拥护共产党，自愿参加革命。这样，第一期学员的入学手续就办妥了。
盐城抗大五分校旧址及旧址记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进抗大五分校的学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苏北、南京、上海投身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工人和海外侨胞等，他们有朝气，有抗日爱国热情，有一定文化，但无军事斗争实践，缺少军政方面教育；另一类是从新四军中抽调的营、连、排级干部，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但文化水平偏低，缺少军事理论素养。故分校从实际出发，根据以上情况，将学员分入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军事队、政治队和文化队等。军事队以从部队来的各级干部为主，重点提高文化，提升军事理论素养；政治队以加强基本军事知识学习和实践训练为重点；文化队则多注重在文化宣传、文艺等相关知识及技能训练上下功夫。赵敬耕与柳锡训被编在属政治队的二大队六中队，范本和与蒋旦萍、姚关福、张学琪被编在三大队，还有两位女同学被编在女生队。
每位学员，不管分在哪个队，都要接受校方安排的政治教育（如党的政策、时事教育、民主政府法令、根据地建设等内容）、军事教育（如军事理论教育、技术训练等）、文化教育（学习科学常识、练习国文写作等），学制一般为半年。
抗大五分校成立后，新四军首长等领导对五分校的教学、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视。分校成立后的1940年12月1日，陈毅签署招生启事，对招生目的、条件、人数、考试科目等进行详细说明，接着又撰写专文，对五分校的教学方针、原则、实践方法等阐述了指导性意见。
在抗大五分校成立大会第一期开学典礼上，刘少奇、陈毅及张云逸、邓子恢等军政领导都出席了。“皖南事变”后，为使学员了解事变的真相和党中央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正立场、斗争策略，陈毅在百忙中亲赴五分校作形势报告；刘少奇更是多次给学员讲党的建设、党员修养等专题；由冯定、薛暮桥、江岚、朱讯、吴蔷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讲师团，为学员系统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革命基础理论知识。赵敬耕等学员们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运工作、游击战争和军事训练等，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大受裨益，思想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来到五分校，对赵敬耕来说，就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他真切体会到这里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有着绝然不同的平等和民主。在这里每个人的职务不同，但人格上是平等的，军首长在台上面对上千学员热情奔放作报告，结束后会与学员亲切拉家常。分校的民主作风和学习氛围很浓，学员在学习中有什么疑惑，可以随时与教员讨论交流甚至争论。赵敬耕情不自禁地想到小时读书时因贫穷时常受到富贵子弟的“白眼”，有一次因回答教师提问慢了些，戒尺便打在他稚嫩的小手上……想到当时失学的苦，赵敬耕深知今天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便更加拼命学习，课后也会下更多工夫。他像海绵吸水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营养，获取革命理论。1941年是抗战相持阶段，日寇疯狂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又断供了新四军的服装、枪支弹药等各种物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生活更为艰苦。赵敬耕他们吃的是小米杂粮和地瓜，过的是军事化生活，每人发一套军装、一条子弹带、一支步枪，还有一袋小米。他们早上要列队出操、军训，还要练习射击、擒拿格斗；白天在分校上课；晚上则分班集体在老百姓家里铺草睡地铺，有时间还会帮房东老大娘挑水劈柴，军民鱼水情谊深。赵敬耕也会想起小时候常喝薄粥汤充饥，母亲总是显出无助又无奈的神色，但在这里即使生活等各方面非常艰苦，人们却没有一点沮丧的情绪，对革命充满着壮志豪情，对胜利充满着憧憬。
3月间，敌人开始“清乡”和“扫荡”。赵敬耕他们第一次参与反“清乡”反“扫荡”，并随着部队转移，有时与敌伪正面交锋，有时穿插徐行，一面战斗一面学习……这是赵敬耕经历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四个月后，赵敬耕以优异成绩结业，并在五分校入了党。巧的是，赵敬耕与范本和都被送进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第二期保卫工作训练班参加专业培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锄奸保卫工作业务知识等。二个月后结业，赵与范又一起被分配到盐城县民主政府保安科任科员，他俩既是同事又是战友。
范本和又名万岗（刚）、木香，1920年出生在崇明庙镇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庙镇高等小学，12岁以优良成绩高小毕业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即使身体孱弱，14岁也托人来到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当学徒。坐船到了申城后，他看到的却是外国人的租界、侵略者的跌蹄、资本家的皮鞭和无数穷人的眼泪……于是，他在心里埋下了翻身干革命的种子。因他斗争坚决，“八一三”后即被地下党组织发展入党。原来在厂里，范本和在发行所，赵敬耕在总厂，两人不太熟悉。后来，二人北上参加革命乘同一条船一路同行来到分校，结业后又同进军法处参加保卫工作训练班，现在又在一起工作，他俩年纪相近，成长经历相仿，自然便成为亲密的战友。
范本和（1920—1943）
辗转阜东保安战线 斗争残酷意志弥坚
在盐城县民主政府保安科工作一个多月后，日寇扫荡占领盐城，赵敬耕与范本和就随保安科长马宾（原军法处二科科长），回到军法处等待重新安排工作。1941年8月，赵敬耕与范本和，还有袁和芬、杨珪等被安排到军法处驻阜宁县东北行署保安工作组，组长是丁兆甲，赵敬耕做邮检，范本和与杨珪做外勤，袁和芬做内勤，其它同志负责侦察工作。行署警卫连兼办逮捕、关押、看管犯人等。9月，经盐阜区和新四军军法处批准，东北行署保安工作组在东坎扩建为保安科，由原军法处一科科长冯北达到此任科长，同来的有陈启英、徐飞（又名甘涛）等一批保卫干部，而赵、范、袁、杨仍留在该科工作。10月，东北行署撤销，阜东县民主政府成立，原东北行署保安科就转为阜东县保安科。
1942年2月11日，盐阜区成立保安处，并批准阜东县保安科扩大为保安处，冯北达为处长，内部机构除与原保安科相同外，又组建了一支执法队，建立了看守所。5月，冯北达因另有任务，由陈啸奋接任处长，赵宗信任副处长，又增加了陆迅行、吴生平等人员，范本和做审讯工作，赵敬耕仍主要做邮检工作。1943年2月，为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反“扫荡”反“伪化”斗争，县保安处成立了一支政治侦察队（又称武工队、便衣队、短枪队），同时乡建立治安委员会，村设立治安小组。同年，根据中央指示，盐阜地区部分领导和干部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任保安处党支书记、执法队指导员的陆迅行也名列其中。可由于日寇大举扫荡盐阜地区抗日根据地，侵占了东坎等重要集镇，陆迅行与同去延安学习的干部失去联系而无法成行，于是便与范本和分工负责獐沟区南、北地区的锄奸保卫工作。
这两年多来，由于形势和对敌斗争及保卫和巩固民主政权的需要，保安部门的编制不断在扩大，专业人员在增加，武器装备也在提升。赵敬耕与范本和他们的工作地点虽频繁转移，或在行署，或在县里，或在区里，但是一直从事保安工作。当时抗日根据地保安部门的工作是非常吃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反特、反霸、镇压土匪，组织农会和民兵自卫队，巩固民主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他们不但要维护好乡镇村的地方治安，还要排查、铲除奸细、敌特分子；既要与欺压老百姓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作斗争，更要与隐藏在自己队伍和群众中的内奸及公开投敌的汉奸等奸细敌特作坚决斗争。那时对敌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敌伪经常动用重兵清乡扫荡，根据地的一些镇乡有时暂时会被敌方占领，有些“边沿区”甚至出现来回“拉锯”的局面。因此也总有极少数人或经不起诱惑，或看不清形势，或贪生怕死，或卖国求荣，就暗中通敌或明里投敌，成为汉奸走狗。他们人虽不多，但因熟悉当地情况，了解内情，一旦投敌，往往会造成我方组织机构被严重破坏，人员、财物遭受重大损失，对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
而“锄奸”这项为民除害的艰巨工作主要由保安处牵头负责。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伪对根据地的破坏与蚕食，更好地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县区级机关保安部门决定将干部“沉下去”，分散到各区联防、各乡各村的基层去工作，以夯实基层力量，坚决镇压汉奸、反革命分子。范本和、赵敬耕他们这些不是本地的保卫干部更是辛苦，为更有力履行保安职责，稳准狠地打击敌人，除了学好政策法规外，一有时间他们就去踏访调查阜东县的东坎、八滩、正红、界牌、陈涛、天场等各个乡镇。各村落的位置、河道走向、道路通畅与否、地形特点，他们要做到烂熟于心，以便出警时迅速，执法时果断。平时赵敬耕主要做技术邮检，对往来信件、邮包严格把关；范本和等跑外勤，经常去集镇上的旅馆、客栈、商行、码头等进行严检，后来又做审讯。遇到重要抓捕等行动，则全体一起出警。
那时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苦，斗争又是那样的残酷，还要时常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范、赵等保安队的同志天天深入基层，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时刻面临严峻的考验，随时都要作好牺牲的准备，但谁都没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早。
1943年4月30日晚上，范本和与区联防主任宋义等在獐沟区姜三堰召开联防工作会议，决定第二天由宋义护送范本和去位于糜滩区沙二截的县政府汇报工作，当晚还收缴了一个通敌人员的枪支。第二天蒙蒙亮，便有联防队员来报告，从东坎出来“扫荡”的伪军已经到了附近的林家庄。范本和等速爬上树瞭望，雾虽大，但隐隐约约看见100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在大雾中成弧形正向这里包抄。情况非常危急，范本和他们一共只有9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紧急关头，宋义命令区联救会女秘书周剑霞（周洁学）先撤退，并去区队报信请求增援。但周以自己是当地人熟悉情况容易应付为由，要范、宋等先撤退。此时范本和严肃又关切地对周说：“你身体不好，胃出血，你应服从宋义的命令。”周剑霞不得已先行撤退，接着范、宋决定兵分二路，分别向南、西北方向撤退。在这生死关头，范、宋都要对方先走，把危险留给自己，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宋义只能以区联防主任的身份要范先走，范才遵命撤退。刚撤不久，敌人就发现了他们，一面追赶，一面开枪。不幸的是，范本和被一颗子弹击中腿部，扑倒在地，刚撤不远的宋义见状即喊身旁的队员架着他走。可范本和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了不拖累别人增加伤亡，他断然拒绝战友的帮助，叮嘱他们快撤，自己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受伤的躯体在原地断后，为战友们的撤退争取时间。他驳壳枪里的子弹刚打完，敌人又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膛，他当场壮烈牺牲。战友们得救了，而他却长眠于这块他曾无比热爱的阜东大地上。
范本和烈士墓
1943年5月的一天，天气阴沉，阜东县獐沟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区委书记刘岳主持，当地干部、老乡从各处赶来，深情追忆范本和烈士的英勇壮举，全场失声恸哭。宋义、周剑霞等战友均出席了追悼会，其中赵敬耕的头一直低垂，因悲伤过度而一直抽泣着。两年多来，他俩学习、生活、战斗在一起，可谓形影不离，亲如手足。他从得知范本和牺牲的消息后，就夜不能寐。忆往昔，他俩亲密相处的情境常常浮现在眼前:多少回夜里在油灯下，他俩倾心交谈，切搓钻研一起讨论;多少个傍晚在田梗边，他俩遥望彩霞，肩并肩畅谈美好理想。范本和入党比他早，在党性修养等方面比他强，他就以范本和为榜样努力效仿……如今阴阳两隔，他永远失去了这位好战友，怎不叫人悲痛欲绝！范本和的死更燃起了他对日寇，对汉奸卖国贼的无比憎恨，他决心化仇恨为力量，为死难烈士报仇！
从此，赵敬耕工作更加勤勉。他始终以一名新四军保安干部的身份配合地方民主政府战斗在苏北阜东大地对敌斗争第一线，出生入死，在锄奸、反特、反霸、镇压土匪、组织农会和民兵自卫队、巩固民主政权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这从赵金秀（艾寒松的夫人，与赵敬耕的妹妹同名，时为《苏北日报》译电员）在日寇刚投降时写给其弟刘大明的家信中得到佐证，信中说：“顺便再告诉你（指刘大明）一个好消息，我们姓赵的还有一个人在根据地参加革命，他就是赵巷上圣堂里的赵金根（敬耕）。他在这里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好同志，他身体虽很瘦弱，但他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原来是一个排字工人，现在改做保卫工作。他是很早就来根据地工作的一个。”此信关于赵敬耕的文字虽不长，但金秀用“数一数二的好同志”“埋头苦干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等溢美字句来形容赵敬耕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足以说明问题了。
赵金秀和赵敬耕都是赵巷赵族一脉，金秀住7号，敬耕住18号，同年生，是堂兄妹或堂姐弟关系，从小应该是熟悉的。只是那时到革命根据地都是秘密成行，他们又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不同渠道安排去苏北革命根据地的，故彼此都不清楚在同一个地方干革命。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身处异乡客地的他俩突然相遇，惊喜激动不已，之后金秀便对同乡的敬耕渐渐有了更多了解。
再说明一下，赵金秀写这封信时间是1945年8月14日，那时其弟刘大明尚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华北书店。待刘大明收到姐姐写来的这封信时，已是1946年春，刘大明已在冀鲁豫边区菏泽城内冀鲁豫书店工作了。
抗战胜利后，形势在发展，时局在变化，人事调动在所难免，但赵敬耕坚决要求留在苏北继续工作。因为他已与阜东人民有着深深的战斗情谊，与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可是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便挑起了内战。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赵敬耕随部队辗转到山东，在渤海地区阳信县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担任重要的保卫任务。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赵敬耕才随部队回到上海。当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来到徐家汇赵巷看望阔别八年多的亲妹妹时，两人喜极而泣。
赵敬耕（右一）晚年与妹妹、妹夫合影
新中国建立后赵敬耕一直在上海公安局档案处工作，直至离休。在工作上他任劳任怨，勇挑重担，始终保持着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本色。1995年，赵敬耕光荣获得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86年赵敬耕自述投身革命的手稿
2000年，赵敬耕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上海青浦福寿园内长达88米的上海新四军广场纪念碑将士名录中，刻有“赵敬耕”的英名。
上海新四军广场纪念碑上刻有赵敬耕的英名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滨海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严国金先生、赵敬耕的外甥朱国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特表示深深的感谢！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