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6日，作家黄源到巴金住所来看望老友巴金，巴金送别黄源后，在一本锦缎封面的册页上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他写道：“第一次和黄源见面在1929年，于今年65年矣，想说的话很多，但坐下来握着他的手，60几年的旧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里，我只想着一个人，他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黄源先生的文学人生。黄源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鲁迅的学生、新四军中的秀才、昆剧《十五贯》编创的领导者，构成了他的三部曲。
一、鲁迅的学生
黄源，字河清，1906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秀才，祖父在清末做过官。黄源在海盐读小学，后到嘉兴及白马湖春晖中学求学，并开始自学英语，研读英文小说。1925年转到上海立达学园读书。1927年，由原春晖中学教务长匡互生介绍，到上海江湾劳动大学的编译馆当助理编译员，并主编《劳大周刊》。
黄源与巴金一样，也是鲁迅最亲密的弟子之一。
黄源第一次见到鲁迅是1927年的10月25日。那天，鲁迅应邀到劳动大学演讲，黄源等人担任记录。此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他在广州目睹了国共破裂后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的惨状。他在演讲中告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接近平民，为平民说话，为社会的前进做有益的事情，为革命珍惜生命，也要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黄源作了认真的记录，并负责整理，鲁迅演讲原来没有题目，黄源根据内容加了《关于知识阶级》的题目。劳动大学校部把记录稿送给鲁迅审阅，先生只增加了短短一句话，其余并无改动。随即讲稿首先在《劳大周刊》发表。10月28日，匡互生又邀鲁迅到立达学园演讲，题目是《伟人的化石》，还是请黄源去做记录。鲁迅讲毕，匡互生让黄源陪同鲁迅在会客室休息，并把他介绍给鲁迅，二人一起边用茶点边漫谈。这是黄源第一次听到鲁迅先生的任意谈笑，也是他与鲁迅相识的开始。
1928年，黄源为了攻学日文去了日本。在东京，他认识了茅盾、樊仲云等人。1929年暑假黄源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编译了《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世界童话文学研究》等，至1930年接连出版了四本译作。1933年4月郑振铎、茅盾创办文学社，并出版《文学》月刊，这是以文学研究会为骨干，集结“左联”和其他进步作家的一本大型刊物。茅盾因戴了红帽子，容易惹人注意，故而由郑振铎和傅东华任主编，编委会中还有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等。编辑部还需要一个助手，胡愈之推荐了黄源，这样黄源就做了《文学》的编辑。鲁迅对《文学》非常支持，在创刊号、第二号上发了《又论“第三种人”》《辩“文人无行”》等文章。
20世纪30年代青年作家黄源（左）、萧军（中）、萧红合影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文学》月刊面临查禁的危险。1934年5月底的一天，茅盾和鲁迅谈起当时文坛的现状，又讲到翻译之艰难，因为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胡译、乱译，翻译作品遇冷，一些杂志社干脆挂起“不收译稿”的牌子。鲁迅提议办一个专门刊登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也可以借外国的作品来发言。他们商定由鲁迅任主编，杂志名就叫《译文》。鲁迅说，要找一位能跑跑腿的编辑。茅盾想到了一个人：“有一个人懂日文，译过书，与生活书店也熟，可以请他来帮忙编《译文》。”这个人就是《文学》的编辑黄源，鲁迅同意了茅盾的提议。这样，黄源又担任了《译文》的编辑。
黄源和鲁迅见面，约在茅盾家里。鲁迅把编好的《译文》创刊号的稿子和画册交给黄源设计。稿子的次序已排好，题目的字体、插图的尺寸都一一注明。这一期有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小说《鼻子》等三篇译文，用邓当世等笔名，还有茅盾译的小说《皇帝的新衣》等。黄源做了设计格式、校阅稿子及送印刷厂等工作。9月16日，《译文》出版，再版加印了5次，很受欢迎。每期《译文》出版后，黄源都会第一时间先送五本给鲁迅。鲁迅在日记里把黄源每次来家的时间，都写了下来，比如：“晚河清来，并持《译文》五本。”编完第三期，鲁迅对黄源说：“下期开始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黄源很为激动，他见鲁迅如此信任自己，高兴地接受了下来。后来，他这样写当时的心情：“我愿意为文化事业为他做一点他要我做而我能做的事。”
1934年11月，黄源在一家旧书店里，偶尔看到一部六册的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他知道鲁迅正需要此书，于是花了十八元买了下来，并把这部书送给了鲁迅。鲁迅一看非常高兴，当得知此书花了十八块钱，就对黄源说：“这对你负担太重了，这钱我要还你的。”黄源哪里肯收，回说：“我在书上已经写上了‘鲁迅先生惠存’，怎么能收您的钱呢？”鲁迅翻阅第一册，确实有此字样。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就接受你这一册惠存，你的心意我全部接受了。其余五册还你十五元。”
鲁迅等人在编《译文》的同时，还准备编一套《译文丛书》，生活书店原来答应出版的，但后来毁约了。在一次聚会上，他们又要求撤换《译文》编辑黄源。对这种无理压迫弱小者的举动，鲁迅非常愤慨，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愤而离席。《译文》因此停刊。后来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受了《译文丛书》，鲁迅就让黄源参加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并筹备《译文》的复刊工作。
鲁迅在生活上很关心黄源。他知道黄源自己不开伙，每天在菜馆里吃二角钱的俄国大菜，就特地嘱咐他：“每星期六来吃夜饭，略备菜，三弟一家也来聚餐。”有时鲁迅还偕黄源一起去看电影和演出。1936年8月，已患重病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还专门提到黄源：“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
黄源对鲁迅尊若师长，特别是在鲁迅人生最后的时光，黄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1936年这一年，鲁迅病情一直不见好转。鲁迅在日记里记载，1936年黄源来家里一共33次（鲁迅停止写日记以后的次数还不算）。9月19日晚，黄源提了茶食上楼。鲁迅躺在藤椅上，见他提着点心走进来，抬起身，微笑着说：“你送礼来了。”在黄源的印象里，鲁迅很少和他开玩笑，这是仅有的一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逝世。黄源参加了鲁迅的治丧事宜。鲁迅的灵柩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成千上万民众前来吊唁，黄源与巴金、张天翼、胡风等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并连着三整夜在此守灵。10月22日，黄源又参加了送殡，他与巴金、张天翼、胡风等八位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的灵柩缓步前行，将其安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源与茅盾、巴金等发起并编辑抗战文艺刊物《呐喊》《烽火》。
鲁迅逝世13年后，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源参加了上海市文化单位的接管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建立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人物纪念馆。建馆初期，他将自己所保存的鲁迅遗物都捐了出来，其中包括他最为珍视的《故事新编》手稿。
上海鲁迅纪念馆外景
（图片源自网络）
二、新四军中的秀才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源回到了家乡，随即参加了社会抗日活动。他先是担任海盐报社的特派记者，到抗日前线慰问、采访；后来随63师到了长沙、汉口，担任《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1938年12月，金华组织了一个文化新闻代表团，准备到安徽访问新四军，黄源被推为团长，成员有石西民、骆耕漠等。他们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的云岭时，受到副军长项英等的热烈欢迎，接着黄源随项英、陈毅去部队视察。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项英、陈毅、张鼎臣、粟裕、袁国平、叶飞、王必成等高级将领，而且还碰到了许多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如朱镜我、李一氓、夏征农、彭柏山等。黄源从前线回军部，向项英汇报自己的感观，并谈了准备回国统区的打算。项英对黄源说：“你不能出去。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吴大琨，他出去就被三战区扣留了，你出去不保险。”那时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为此《中央日报》已经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职务。听了项英的意见，黄源就在新四军军部留了下来。
军部让黄源担任文委委员兼秘书和《抗敌》杂志的编委，还负责军部的印刷所。新四军的领导都很崇敬鲁迅先生，黄源则力图把鲁迅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他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在《抗敌》杂志上开辟了文艺副刊，还发起写“新四军一日”的创作活动，发表了陈毅、李一氓、朱镜我的文章以及邱东平的《向敌后进军》、林琳的《三个鸡蛋》等作品。在黄源的努力下，印刷所也搞得很好。由于表现突出，工作成绩显著，由冯定和彭柏山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源还结识了叶挺军长。1939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叶挺邀请黄源一起陪同，并担任翻译。10月军部召开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叶挺作了激情洋溢的讲话，黄源深受触动。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6日，新四军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到1月10日，我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被敌人夺去。黄源在对面的山坡上看到叶挺军长从指挥部出来，这时密集的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们被冲散了。黄源跟新三团直属队往山下冲，终于冲了出去。他和警卫员用两支手枪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凭着套出的口令，黄源带着几十人突出了包围圈。他们后来跑到宣城，在新四军一位战士的家里暂住了下来。这次事变，新四军除了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军长也不幸被俘。叶挺在狱中以为黄源也牺牲了，他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一张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他写的《囚语》中也专门提到“鲁迅学生黄源”，说他“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秘密纸条传出之后，石西民也以为黄源阵亡，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黄源》的文章。直到1941年5月，黄源到达苏北根据地时，大家才知道黄源还活着。陈毅幽默地说：“我们以为你是尽忠报国了。”
黄源回到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后，政委刘少奇任命黄源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后来黄源又担任了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新华日报》负责人等。
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撤离苏北盐阜转移到淮南。黄源决定到新开辟的浙东游击区去，就这样他到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浙东鲁迅学院院长。在此期间，黄源还领导了浙东根据地的越剧改革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源随部队回到苏北，华中局分配他到苏皖边区政府组建华中文化协会。解放战争时期，黄源在华东野战军中跟随陈毅、粟裕部队，戎马倥傯，转战南北。部队首长为了保护好这位鲁迅的学生，专门给他配备了两名警卫员。1949年，黄源担任华东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三、《十五贯》编创的领导者
解放军渡江前夕，黄源被调到华东局，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源参加了接管上海文化系统的工作，接管了上海音专、剧专等单位。1950年，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后又改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5年，大区撤销，黄源调回浙江，先在省委宣传部，后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
解放初期，昆曲比较衰落，1955年浙江的民营剧团国风昆苏剧团为了生存，把《双熊梦》改编成《十五贯》，在杭州西湖的“大世界”小剧场演出。那时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因外事活动到杭州，有一天黄源陪他去看戏，看的就是《十五贯》。黄源觉得这是一部反对主观主义的戏，认为这个剧本很有潜力。张骏祥看了，也认为是出好戏。黄源看完戏回来，当晚就翻昆曲的本子，第二天他把剧团里《十五贯》的演出本调来看，并与文教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重点加工这个戏。接着省里成立了由黄源领导的剧本改编小组，成员有浙江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处长郑伯永、越剧团导演陈静，以及昆曲老艺人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等。他们集体讨论，由陈静执笔，经过二十几天的努力，重新改编的昆剧《十五贯》终于完成。
新编的《十五贯》对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传奇原作《双熊梦》作了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改造和创作。剧本原作《双熊梦》有两条情节线索，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双双遭遇冤狱而获罪。弟弟友蕙因老鼠把隔壁冯家童养媳玉姑的金环衔了过来，又把药老鼠的炊饼衔到了冯家，冯锦郎误食身亡，这样友蕙便被诬为与玉姑通奸谋毒亲夫，被判死罪。熊友兰在外听得弟弟受冤的消息，客商陶复朱赠钱十五贯让他回去营救弟弟，谁知又被卷入另一件案子。开肉铺的尤葫芦借得十五贯钱，回家与拖油瓶的女儿苏戍娟戏言，说以十五贯钱将她卖给了人家，苏戍娟连夜到姑母家躲避。当地赌棍娄阿鼠来尤葫芦家偷钱，情急中将尤葫芦杀死。苏戍娟在路上偶遇同行的熊友兰，熊因正好带着十五贯钱，于是被当成与苏戍娟私奔的杀人犯，也被判成死罪。两案都交给苏州府况钟监斩，况钟梦见双熊，疑有冤狱，亲自查访，为之昭雪。原剧26折，要演12个小时，于是《十五贯》删去了熊友蕙那条线索，强化、突出了熊友兰、苏戍娟的主线，将全剧压缩成8场，使情节更为集中、精练。黄源他们在加工时，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突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主题，主观主义的县官过于执判断错误，判两个青年死刑；而况钟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平反了冤狱。戏中特别加强了对况钟形象的塑造，删弃了况钟城隍庙梦警等迷信的成分，突出了况钟在巡抚周忱前据理力争、请求宽限时日重新复查的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他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新剧对于过于执的主观主义和周忱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这些都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剧本结构严谨，情节贯串，一气呵成，对唱词、道白也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加工，使之更加通俗晓畅，适于现代观众接受。此剧的演出阵容也很强大，由昆曲名角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分别饰演况钟、过于执、娄阿鼠。
昆剧《十五贯》剧照
（周传瑛饰况钟，王传淞饰娄阿鼠）
《十五贯》先在杭州演出，连演20场，广受好评。1956年春节在上海永安公司六楼一个小剧场里演出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正好在上海，华东局的魏文伯、陈丕显陪同他去看了《十五贯》。陆定一看了演出后，认为这是出好戏，很是欣赏。上海市委、华东局号召区委以上干部都到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去观看《十五贯》。后经陆定一推荐，文化部决定调该团进京演出。
1956年4月，国风昆苏剧团改建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赴北京演出。黄源这次没有同剧组一起进京，而是派了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带队。到了北京后，剧团于4月8日、9日汇报演出，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韩世昌、白云生等艺术大家前来看戏，都给予高度评价。4月10日正式公演，地点是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因为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昆曲演出，一开始《十五贯》的上座率并不高，第一场1000个座位，只卖出40张戏票。但看过的人都说戏好，特别是周传瑛、王传淞的精彩表演，令人叫绝。一传十，十传百，《十五贯》在观众中的口碑极好。另外北京的专家也十分支持，梅兰芳先生亲自带头自费买票请亲友们看戏。几天以后，京城出现了竞相购票观看《十五贯》的情形。
当时中宣部的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向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推荐说：“有一个公案好戏请您看一下。”罗瑞卿看后果然感觉不错，当晚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请毛主席看一看，毛主席欣然答应了。
据周传瑛的儿子周世瑞（他当时跟着父亲在昆剧团演戏，他在《十五贯》里演差役）回忆：“有一天，剧团领导要求我们理好发、洗好澡，穿得干净一点，说是要进中南海，有一场重要演出，到了中南海怀仁堂，才知道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戏，大家都很激动。谢幕时，毛主席高兴地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热烈鼓掌。”他说得是4月17日的情况，那天同去观看的还有刘少奇、彭德怀等领导人。“见都”一场，一边是况钟心急如焚，一边是巡抚大人慢条斯理，把官僚主义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毛主席看到这里，大笑了几次。第二天，他派人到剧团传达三点指示：第一点，这出戏改编得很好，演出也很好；第二点，要推广，全国所有的剧种、剧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演这部戏；第三点，对这出戏的改编，对这个剧团要给予奖励。周恩来错过了这场演出，4月19日他从外地回京，立即到广和剧场买票和普通观众一起看戏。看完戏后他特意走到后台向演职员们表示祝贺，当场称赞浙江办了一件好事情，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随后，周恩来请演职员们坐在戏台底下的化妆间里，与大家整整谈了50分钟。后来周恩来又去看了一次《十五贯》的演出。4月25日，《十五贯》在国务院直属机关礼堂演出，毛泽东再次前往观看。
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主持有中央、北京文化界领导、专家参加的大型座谈会，研讨《十五贯》。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认为这个戏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戏中两方面的人物，一方面是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唯物主义，而上层的官僚主义支持主观主义。他把昆曲誉为江南兰花，盛赞《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该报文艺部袁鹰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文章说：“昆曲《十五贯》的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优异的成就。”文中还援引了周恩来的原话：“《十五贯》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文化部在吉祥戏院隆重举行奖励大会，奖给浙江昆苏剧团奖金5000元。从4月10日首演至5月27日，《十五贯》在北京公演47场，共有7万观众观看，京华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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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恩来“要上银幕”的指示，《十五贯》又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由陶金改编、导演，黄绍芬、陈震祥摄影，周传瑛、朱国梁、包传铎、王传淞、周传铮、李倩影、徐冠春等主演。影片于1956年正式公映，更是风靡了全国。
昆剧《十五贯》从被发现到改编加工、获得成功，其中黄源建立了奇功。
黄源在担任浙江省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时，还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筹建工作，发现了“江南笛王”赵松庭，发现并重用了当时还在嘉善工商联工作的业余作者顾锡东，成就了之后写下《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的“顾伯伯”。在浙江文坛，他还提携了余华、黄亚洲、沈虎根等作家。
后来，黄源担任了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他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并致力于撰写回忆录，出版了《在鲁迅身边》《忆念鲁迅先生》《鲁迅书简追忆》《黄源回忆录》等著作。逝世前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和省作协名誉主席。在九十寿辰和从事文艺创作六十五周年之际，黄源获浙江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荣誉奖。2003年1月2日，黄源因病逝世，享年97岁。
2009年8月，《杭州日报》采访黄源的儿子黄明明。他提了一个沉甸甸的箱子到报社，箱子里装的是《十五贯》从1955年写的初稿及之后各次的修改稿本、第一版出版文本、电影分镜头剧本及有关报道、评论等一整套资料。大家看了不禁唏嘘感叹。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