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过，五十岁以后可算人生的黄金时代了。父亲有什么计划？预备怎样度过这黄金时代呢？……总之，父亲既然有敏捷的思想、锐利的眼光，切莫辜负了将临的黄金时代。”此语摘录自1932年12月5日《中行生活》第八期中的《训庭声》一文。该文原本是在外求学的儿子吴邦本为预祝父亲吴震修五十寿辰写的一封家信，然而，信中的语态却好似“庭训”（父亲教育儿子的古称），时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的吴震修阅后大笑不已，认为这种如同朋友般的父子关系正是自己“教育之功效耳”。于是，吴震修不无揶揄地以“训庭”为标题，将此信刊登在中行的内部刊物上与银行同仁分享。

　　不曾想，抗战全面爆发后，吴震修却遭遇到了人生中的艰难抉择。

从军从政  华丽转身金融业

　　吴震修，原名吴荣鬯，字震修，清光绪九年（1883）十月廿二日生，江苏省常州府无锡县仙蠡墩（今属无锡市滨湖区）人。其父吴松云虽为旧学贡生，却推崇新学强国，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地方教育家。吴震修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幼年读完私塾后，摈弃科举之路，先后求学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

　　1902年4月，吴震修怀揣强国之梦想，随吴稚晖等人一同赴日本继续深造，却意外地被卷入“成城事件”之中。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同行赴日学生中，有9人欲上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却因清国驻日公使蔡钧藉口自费生中“恐有逆党”，拒绝出具保函，导致无法入学。7月28日上午，吴稚晖、孙揆均、吴震修等26人前往公使馆交涉，与蔡公使发生激烈争执。午夜时分，蔡钧唤来日警将吴稚晖、孙揆均二人拘去警署，吴震修等人亦被驱离。吴稚晖以死抗争，投河自尽未遂，后与孙揆均同被日本警方以“妨碍治安”为名驱逐回国。事件发生后，吴震修率领一帮同学天天围哄公使馆抗议。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学生集体罢课，并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罢免蔡钧，胡汉民等人则退学回国。此时，日本舆论界几乎一面倒地指责蔡公使，声援中国留学生。消息传到国内，学界师生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请愿。当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刊登了一张《舌战蔡公使》的图片，图中年仅19岁的吴震修列于留学生中的首席，与蔡公使抗辩，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吴震修留学日本时的留影

　　“成城事件”持续发酵，清廷为平息事态，特派专使大臣载涛赴日处置，蔡钧终以“不洽舆情，激成巨变”而遭弹劾，同时取消留学的“咨送”门槛，国内学子闻讯欢呼雀跃。1902年，留日学生仅有500人左右，第二年起人数迅增，以后连续保持每年有数千人赴日，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清末学子“留日潮”。试想一下，如若没有当年“成城事件”的抗争，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或许会有一大批风云人物因此缺位。

　　1905年，吴震修从日本大学工科学成归国，受聘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今北大前身），任日语教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枪，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1月3日，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等发动上海光复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奏凯歌。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其成员中就有多位留日生，如大都督陈其美、参谋部长兼二师师长黄郛、参谋本部测量副长吴震修、五团团长蒋介石等等。上海光复起义意义重大，孙中山先生曾对其高度评价：“（自武昌起义后）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因此，有史学家称上海光复起义是“为民国之建立而举行的奠基礼”。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北洋政府宣告成立，吴震修先后任参谋本部第六局局长、内务部佥事等职。

　　1918年3月，同为留日生的冯耿光任中国银行总裁，力邀吴震修加盟中行，早就不愿在北洋政权中服务的吴震修欣然应职。

　　1921年冬，京津两地同时发生“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挤兑风潮，导致社会动乱，中国银行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吴震修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京行副理”的身份独当一面，采取种种办法，终将风潮平息，荣获北洋政府颁发的三等文虎勋章。有金融界同仁如是评价吴震修：“吴先生谈锋极健，往往在他半正言半笑话中间，随时流露他敏锐的见地和透彻的人生观。”或许，这也正是吴震修与生俱来的优秀银行家潜质。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所向披靡，很快打到长江流域。因军费困难，北伐军欲向中行借款。时任中国银行总文书（相当于秘书长）的吴震修力主帮助北伐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先后两次出借50万元大洋，化解了北伐军的燃眉之急。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郛就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推辞不了的吴震修只好勉强接受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一职。仅仅过了三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下野、黄郛辞职，吴震修兼任了一个月的上海市长，随后也辞职，重回中国银行。

　　1931年，吴震修转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行长）。在其精心管理之下，该行的业绩倍增。

　　吴震修不愿意从军从政，或许是其本为书生的意气使然，也或许是其认定金融业才是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大舞台。

虚与委蛇  忍辱负重跳火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民族的危机感令吴震修做出决定，他想利用自己在日本方面的人脉关系，试图来阻止日本军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吴震修有一个日本人邻居叫西义显，此人为满铁株式会社南京办事处主任，受总裁松冈洋右（1940年任日本外相）的派遣，在宁从事情报工作。西义显在日本属于“不扩大”派，即主张“强化满蒙”，暂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吴震修因此结交西义显，企图通过和谈阻止侵略，由此他将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也拉入了两人的“朋友圈”中。年仅29岁就成为司级干部的高宗武，不免有点年少轻狂，但在吴震修面前，他则甘心以晚辈与学生自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心急如焚的吴震修立即给正在上海圣心医院（其旧址即今杨浦区杭州路349号第一康复医院）住院养病的高宗武发去急电：“在此危急关头，应以身报国！”

　　接到电报后，高宗武立即赶到南京面见吴震修。两人商定，计划采用“和谈”手段解决“事变”。不难想象，他们的“和平方案”最终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在南京的吴震修也遭遇了大麻烦，自家围墙上被贴满了反日标语，甚至在外出时遭人袭击。惊恐不已的吴震修也就没有随中行内迁，而是躲避于上海法租界古拔路（今富民路）近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路口的一处秘宅，一住就是六年。

　　在此期间，隐居在沪的吴震修接连遭遇到家庭的变故，其爱子邦本患伤寒病离世，夫人受刺激精神失常。日军占领南京后，侵略者血腥残暴的大屠杀彻底唤醒了吴震修，原以为“众睡独醒”的他，实为愚不可及！对日本政府高层曾经抱有的和平幻想彻底破灭，有的只是对侵略者的鄙视和憎恨。吴震修情绪低落，整天闭门不出。

　　1938年1月，西义显奉命回到上海，专门从事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他想方设法找到吴震修，游说其加入“和平运动”，却被吴震修坚拒。西义显在所著《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一文中，记录下他与吴震修最后一次见面时的对话：“他（吴震修）对我（西义显）说：‘中日关系已经完了，我绝对不想会见日本人。’他向我警告：‘日本民族的水准若竟是这样程度，不久将会落得十分悲惨的结局！’”

　　吴震修如此的巨变，对于高宗武的内心有所触动。然而，在西义显的鼓动下，高宗武此时已深陷在“和平运动”的泥淖之中。汪伪政府成立前夕，1940年1月3日，幡然醒悟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原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脱离汪精卫组织，由沪抵港，不久便向世人公布“汪日密约”，给日伪的“和平运动”重重一击，从而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之决心。

　　“麻烦”事仍然不断地找上吴震修。先是伪“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邀他出任财政部长，接着驻沪日酋小原让他替任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大汉奸周佛海也三番五次地请他就任伪中行总裁，均被吴震修一一拒绝。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中国银行被勒令停业。不久，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使出一道“杀手锏”，逼迫吴震修出山：由吴震修出面掌管中行，用汪伪的“中储劵”取代法币，不然的话，中行就彻底歇业。吴震修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歇业，不仅中行全部资产被日本人没收，全体股东将血本无归，近10万储户存款将化为乌有，数以千计的员工也将失去“饭碗”；如复业，自己头上的一顶汉奸“帽子”就掼不脱了。中行上海分行的一帮中高层人员也是焦急万分，副经理潘寿恒、程慕灏（作家程乃珊祖父）等人纷纷来找吴震修商量。

　　吴震修斟酌再三，下决心“跳火坑”，以保住危难之中的中行家业，避免类似于一年前的“中行别业大血案”事件的再次发生（1941年3月22日凌晨，“76号”汪伪特工血洗中行宿舍）。吴震修提出两个条件：自己只担任中行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且不拿一文薪金；汪伪财政部必须给中行拨款。与此同时，吴震修委派中行杭州分行副经理胡熙伯，潜去国统区的安徽屯溪，给重庆中行总部发去一封电报，陈情缘由。吴震修没能等来重庆的回复，却等来了由蒋介石签发的[法审（32）渝字]第10601号通缉令，其罪名是“勾结敌伪，破坏金融，背叛党国”。

　　上了“贼船”的吴震修已别无退路，他向汪伪中储银行商借5000万元中储劵作为中行的周转金，借期一年，但这笔钱直到抗战胜利也未归还，拿吴震修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拿中储的钱，还中行的债”。对于日伪首脑的一些指令，吴震修采取“能推则推，能抗则抗，实在推抗不过就拖”的办法，绝不真心卖命，从而赢得同仁喝彩声一片。其好友、电影事业家吴性栽先生更是对此不无感慨道：“吴震老有肝胆，有担当，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是我生平所敬服的一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云集大上海，纷纷借“惩处汉奸”为名大肆敛财。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以“汉奸罪”传唤吴震修受审，心胸坦荡的他拒不到庭，中行众人联名为其担保，就连国府要员宋子文、吴稚晖、张群等人都为其说项，法院终以“固因证据不足，不予审理”结案。吴震修借此辞去中行的一切职务，过起闲云野鹤的生活来。

一锤定音  霸王别姬成经典

　　民国时期，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字畹华，1894—1961）身边拥有一个庞大的“超级粉丝团”，其中多是一些文人、实业家，他们不仅仅是“梅粉”，更是为梅大师谋划、管理、筹金等等，似乎称之为“智囊团”或“后援团”更为准确，当年有个特定的名称叫“梅党”。“梅党”的首领为冯耿光，旗下的两员大将，一位是齐如山（戏曲理论家），另一位就是圈内人称“吴二爷”的吴震修。

　　1905年秋的一天，吴震修在北京琉璃厂闲逛，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时，亲眼目睹了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饰演的《定军山》电影的拍摄。这是由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无声电影，无意之中竟促使吴震修与京剧、与梅兰芳结缘。吴震修发现，相较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戏曲“滩簧”（锡剧的前身）来说，博大精深的京剧更加富有魅力，他逐渐地迷上了京剧，并开始研究如何使其表演艺术更加精湛化。

　　在梅兰芳14岁刚出道之时，慧眼识珠的冯耿光就开始全方位地为其“包装”，吴震修亦认为梅兰芳日后必成大器，也就自然成为了“梅党”中的重要一员，开始了与梅大师数十年的苔岑之契。

　　吴震修认为，京剧要想富有生命力，不仅要有传承，更要有创新，要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1915年的年中，吴震修从包笑天的一部小说和前人的一篇笔记中获得灵感，便请齐如山执笔，分别编成京剧《一缕麻》和《牢狱鸳鸯》。这两部剧均是为梅兰芳量身定做的，反映了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危害和悲剧，一经出演，便引起轰动效应。

　　1921年12月，梅兰芳准备将《史记》中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的故事重新包装后搬上舞台，齐如山领衔写出一部有二十场的脚本来。吴震修认为此本过于冗长拖沓，需分两天演完，势必会让观众乏味而影响上座率。齐如山一听很不高兴，说：“你要大拆大改，我没那本事，要改你改！”吴震修笑着接过脚本，说：“我没写过戏，试试吧，后天交卷！”吴震修的文学底蕴原本就深厚，诗文也很好，20岁时曾与人合译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单本《四名案》（即《四签名》），多年的历练使他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吴震修将虞姬列为该戏的主角，有别于已有的京剧《楚汉争》，同时在“别”字上大做文章，删去脚本里的枝蔓繁叶，将剧情缩减到十二场，从而使全剧高潮迭起，呈现出一部悲壮的爱情传奇来。两天后，吴震修如期交卷，梅兰芳甚是满意，齐如山也心服口服，此戏最终更名为《霸王别姬》。1922年2月15日，由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演项羽的《霸王别姬》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深受观众欢迎。以后此剧又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了梅兰芳的京剧传世经典。应当说，《霸王别姬》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其首功当属吴震修。然而，在该剧的编剧名单上，他却将自己的名字列在了齐如山的大名之后。

　　1927年6月20日，北京《顺天时报》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当选为“四大名旦”之首，荣膺“伶界大王”称号。自此，吴震修便私下里改称梅兰芳为“畹王”。

　　为了让京剧走出国门，吴震修为梅兰芳的国外出访竭尽全力。梅兰芳于1919年、1924年两次访日，1930年访美，以及1935年出访苏联及欧洲，均取得圆满成功。在梅兰芳出访苏欧时，吴震修的独子吴邦本还担任艺术团的庶务及法文翻译。

　　“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移家南迁，居住在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这期间，梅兰芳积极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以表达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八一三”事变后，梅兰芳又迁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回到上海。

　　早已蓄须明志的梅兰芳，面对日伪的威逼，或是揣着金条找上门的戏院老板，一概闭门谢客。为了有拒演的借口，他甚至不惜冒险注射超剂量的疫苗引发高热。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梅兰芳一大家子加上部分戏班人员均坐吃山空，只好靠变卖首饰、古董及房产度日。吴震修甚是焦急，但苦于自己也没有薪金收入，无法接济。于是，吴震修便发动一些银行家、实业家及时伸出援手，并借用中国银行大厅为梅兰芳的字画举行售卖活动，硬是帮助“畹王”挺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可以说，梅兰芳的“拒演”和吴震修的“拒职”，同样诠释着一种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吴震修欣喜若狂，便约上一帮朋友去看梅兰芳。众人在“梅宅”的客厅坐定，却不见梅兰芳出现。诧异之时，只见梅兰芳从楼上下来，拉开客厅门，手里拿着一把折扇遮住半个脸。吴震修笑着说：“畹王啊！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兰芳将扇子猛然往下一撤，胡须已不见，露出了八年前的本来面貌，他笑着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须，从头到脚换上新衣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吴震修连连地击掌叫好，并立即与梅兰芳商量准备重返舞台。

吴震修（后排左三）、梅兰芳（后排左四）等人与朝鲜舞蹈家崔承喜（前排中）合影于上海淮海中路徐家花园（1945年）

　　1950年，梅兰芳任中国京剧院院长。第二年，吴震修也到北京任新职，并借住在护国寺街9号梅兰芳的家中，两人朝夕相处渡过了一段短暂的辰光。

　　1961年8月8日，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不幸病逝，周恩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共计61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吴震修也位列其中，恸别其终生挚友。

　　十多年后，在吴震修的追悼会上，梅兰芳的遗孀福芝芳女士敬献的挽联中有“视先夫如子侄，运筹帷幄智多星”的赞誉。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在谈及与吴家交往的渊源时，亦称：“吴震修先生是我们家一辈子的朋友，在父亲的艺术道路上给予支持，在生活上给予帮助。”

暮景桑榆  老骥伏枥志不已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仅仅过了9天，6月5日下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曾山对外宣布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正式复业。6月20日，原由中行投资的中国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并改组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震修同时担任中行董事和中保常务董事等职务。

　　1951年6月5日，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会议选出龚饮冰任董事长，聘请吴震修任总经理。同年9月25日，中保由沪迁京。吴震修在任职期间，利用自己的声望，广泛地团结国内外保险机构人员，同时将金融学的理念融入保险业，使得新中国的保险事业很快地走上了正轨，为百废待兴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由龚饮冰、吴震修签发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1954年）

　　1952年，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年逾古稀的吴震修被批准带薪离职回沪休养。

　　1966年12月31日，吴震修在上海病逝，终年83岁。

　　1979年3月22日，吴震修先生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吴震修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同年4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亦刊发报道了这一消息。

　　银行家吴震修先生历经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代，一生跨越了学界、军界、政界、金融界、保险业和戏曲界等，且都能游刃自如地应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并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人生片段，可谓是：人生如戏，人生皆入戏！

　　注：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吴震修外孙嵇储仪先生的支持，特在此感谢。

（作者王重阳系文史研究者，医学硕士，南京消防医院副主任医师；左中仪系文史研究者，原江苏省建筑职工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