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乍一看令人疑惑：难道华盛顿和西湖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一位是西方伟人，一处是东壤名胜，似乎很难相连！其实，说开了你就会恍然大悟：两者只是同一幢公寓的前后不同名称而已，彼就是此，此就是彼。华盛顿公寓建造在前，1930年竣工；而西湖公寓则改名在后，已是风雨来袭之际的1966年了。
一
华盛顿公寓地处贝当路（今衡山路）与高恩路（今高安路）口，衡山路303号—307号平面沿道路转角呈三角形，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两条道路相交处的路口建造公寓大楼，当年似乎颇为流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建筑，如衡山宾馆（今衡山路和宛平路交会口）、武康大楼（今淮海路和武康路交会口）、淮海大楼（今淮海中路和常熟路交会口）等，也许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块面积？或者可以逼迫设计师充分施展艺术才华？不管怎么说，这类建筑物今天都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处美丽景观，得到政府和民众一致的呵护确是事实。
坐落于衡山路、高安路交会口的西湖公寓
虽然这幢公寓大楼用了“华盛顿”（Washington）这样一个外国名字，但它的业主却是两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建筑设计师李石林和银行家卓镛诗。华盛顿公寓建成之初，楼高9层，这个层高，在20世纪20年代，不仅在衡山路是第一高度，就是在整个上海滩也是数一数二的。当年，它和毗邻淮海路上的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都是上海西区名副其实的豪宅，住客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人。翻开字林洋行出版的《中国行名录》中“上海街道指南”栏目中的记录，华盛顿公寓的住客来自英、美、德、法、西、葡等西方主要国家，职业不是洋商、传教士，就是医生、律师，一直到抗战爆发以后，才逐渐出现少数中国住客。楼起了，李石林和卓镛诗的雄心也更大了，1933年，他们以华盛顿公寓为抵押，以8厘半的高利息向沙逊洋行所属华懋地产公司借款65.5万元再作投资。但此次好运不再光顾，1940年，因无力偿还本息，李、卓二位只能无奈地将华盛顿公寓以112万元的低价抵债给了华懋地产公司，大楼就此易主。7个月后，华懋又以150万元的价格卖出，成功地做了一次短平快交易，狠赚了一笔。
相比业主，华盛顿公寓的建筑设计师亚历山大•亚龙一世（Alexander I. Yaron）似乎更值得一写。亚历山大•亚龙一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其夫人是著名的肖像画家。俄国内战时，他加入沙俄帝国军队任上校军官，“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到中国。就像当时的很多白俄一样，他在上海重操旧业，在异国他乡开始其土木工程建筑设计的职业生涯。他在上海非常勤奋，留下了很多作品，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如著名的大华饭店（Majestic Hall，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此举行盛大的婚礼）、贝当公寓（Petain Apartments，今衡山公寓，衡山路700号）、圣尼古拉斯教堂（今黄浦区皋兰路16号，为当时俄籍侨民筹款自建的第一座东正教堂）等。华盛顿公寓为亚历山大•亚龙一世的早期作品，公寓为9层，建筑面积8 825平方米（1982年加建了两层，总面积扩至14 658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公寓有三扇大门，分别为今衡山路303号、305号和今高安路48号。标准层有三个单元拼接而成，每个单元都设有主楼梯和辅楼梯。除了楼梯外，还设电梯一部，华盛顿公寓也因此成为上海公寓建筑中最早使用电梯的楼房之一。在那个很多人家还把电灯当作稀罕物的时代，这实在是大手笔的时尚举措。公寓的底层是保姆房和汽车库，还有一个大庭院，方便汽车进出。当时，保姆是不能走正门、乘电梯的，如果要到主人家，就要从大楼后面的楼梯步行上楼——这个楼梯从底楼一直通到9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华盛顿公寓完全摒弃了当时在上海流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采用了现代装饰艺术风格，这是当时西方建筑最流行的，可见亚历山大•亚龙一世对世界建筑界最新的时尚潮流非常熟悉。公寓外墙为黄色水泥拉毛（1949年后一度改刷为湖绿色，现又改回黄色），十分简洁；入口门框的上方窗肚墙上有白水泥制作的花纹装饰，其神秘的图案令人生出无限遐想；门框上方和公寓房屋顶部双双以竖行线条作装饰艺术风格处理，呈上下呼应状态。公寓整体风格简洁大方、抽象新潮，装饰效果十分强烈，体现了设计师对世界建筑思潮的敏感把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打量，衡山路上这座建造于90年前的公寓大楼除了岁月带来的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外，建筑本身也依然充满了时尚魅力！
西湖公寓外墙、入口处用白色水泥制作的花纹图案和竖行线条
二
1949年后，华盛顿公寓的住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欧美国家的房客，因为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都陆续撤离公寓，踏上了返乡归途。到1953年前后，曾经住满房客的华盛顿公寓一下子变得异常安静。不过，既有旧的去，就有新的来，很快，公寓就迎来了1949年后的第一批住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会见斯大林。1950年2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苏联签约，规定了签约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同盟关系。中苏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双方人员互访十分频繁。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为中国提供长期贷款，赠送各种工业设备，并派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这些苏联专家在华的住宿问题怎么解决？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保证局势稳定是最重要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大部队入驻上海。经过一段时间整顿以后，真正留下来的部队人员都是一些准备长期在上海工作的，他们住宿问题的解决方案五花八门，十分复杂。在上海西区，有一批部队人员当时集体住在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1954年，因给来沪工作的苏联专家腾房子，这批部队人员搬了出来，按照部队级别重新分配住处，一些团级以上军官住进了武康大楼，其他的就分配到华盛顿公寓、会斯乐公寓（今集雅公寓）等一些临近地段的大楼居住。有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刘阿姨，她可能是西湖公寓现今住得时间最长的住户了。刘阿姨从小参军，20世纪50年代初随部队到上海工作，当时隶属于总后华东军区系列。据刘阿姨回忆：最初，她们就住在衡山宾馆，因给苏联专家腾房子住，部队中的很多人搬进了华盛顿公寓，按级别和家中人口多寡分配不同的单元，像刘阿姨夫妻两人住进了一套两居室，也有的搬进会斯乐公寓，级别较高的就住进了武康大楼。当年集中搬到华盛顿公寓中的部队住户，现今虽然大部分都已转业，和部队脱离了关系，但也有几家因特殊原因至今仍是部队编制（采购供应站）。至今，高安路19号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单位。
笔者采访西湖公寓高龄住户刘阿姨
刘阿姨1956年从部队复员，工作单位远在外滩，为了不迟到，她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洗漱，然后急匆匆地去临近的吴兴路菜场买菜，为晚餐做好准备。接着就像一阵风似地为两个女儿着装、梳洗、做饭，饭后送往宛平路小学，自己则换乘26路电车和42路公交赶往外滩上班，经常是路上顺便买些早点，在办公室里乘别人不注意时偷偷吃上一口。女儿下午3点多就放学回家了，而刘阿姨则要晚上6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到家里。因女儿年幼，刘阿姨不放心将家里的钥匙交给她们，女儿只能眼巴巴地坐在家门口的楼梯上等妈妈回家，看书复习时往往看着看着就倚着墙睡着了。这是刘阿姨下班回家时经常看到的一幕。现在，两个女儿一个出国，一个留在上海，不知她们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华盛顿公寓303号转弯楼梯上迷糊入睡的情景。这应该是她们最温暖的家，也是记忆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时光。
时间车轮转得很快，1966年，华盛顿公寓改名为西湖公寓。1972年，部分军队房屋交地方管理，刘阿姨她们开始缴房租，当然因有住房补贴，房租也只是象征性的，金额很低。1982年，因上海住房紧张，房管部门在西湖公寓的楼顶加盖了两层，成了今天的11层公寓楼房。现在，刘阿姨仍然住在这幢有着90年历史的公寓里，自己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居住时间最久的住户。每逢年节假日，家里人都会把刘阿姨接过去同享天伦之乐；平时，也经常有居委干部和左邻右舍嘘寒问暖。刘阿姨心态很好，记性不错，腰腿硬朗，身体康健，一眼看上去起码要年轻十岁，至今仍经常有人上门向她探听以往的故事。前几年，还有曾经住在这里的一个美国人来找刘阿姨打听，他说是来西湖公寓寻找他的旧梦的。说起这些，刘阿姨的眼角皱纹里满满都是笑意，看得出，她很幸福。
西湖公寓还住着一位来自军队的奇人——胡铁生。1911年生，原名胡克熙，山东福山人。胡铁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胡钟清是清朝秀才，父亲胡超资是一名教师。他早年瞒着家里参加抗日，并在参军那一天起改名铁生，立志戎马一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有文化、善动脑，升职很快，曾在八路军所属部队担任过后勤部长、参谋长等职，抗战前夕转做经济工作，是部队中难得的能文能武的人才。1949年，解放军接管上海时急需各类人才，在陈云建议下，陈毅市长到各地部队“觅宝”，胡铁生就是在福建商业厅厅长任上被陈毅挖来上海的，主要担任外贸军代表、华东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1953年起，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业局局长、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等职，还曾经是上海市政协常委。
胡铁生在上海名气很大，因为他的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在南京路发展特色商店，就是他在1953年当上海市商业局局长时率先提出来的。他的思路就是：南京路是上海最有名的一条街，又靠近外滩，全国各地的人到上海来，一般都会去逛逛南京路，我们要把上海几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各种老字号特色商店都搬到南京路去，让全国人民不但能方便地在那里买到称心如意的各色商品，还能在那里观光领略大上海的风采。就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培罗蒙、老介福、王星记、老凤祥、朵云轩、张小泉、吴良材，以及上海花鸟商店、古玩商店、工艺美术品服务部等很多特色商店都陆续迁到了南京路，形成了上海最大、最闻名的特色一条街，也让南京路成为几乎每一个外地人来上海的必到之地。
国人的需求满足了，胡铁生又把精明的眼光投向了外国人。当时，上海大厦一楼东侧有一个国际友人服务部，只有七八个柜台，主要经销一些中国礼品。胡铁生认为地方太小，经营范围也太狭窄，应该搬到南京路去，要扩大地盘，扩展业务，不但为外国人服务，也要为越来越多的出国人员提供帮助。他直接找到陈毅市长寻求支援，陈毅对他说：“你自己找地方，只要找到了，我就批给你，看中哪块算哪块。”胡铁生经过考察，看中了新华书店的整个二楼，全部拿了下来，在南京路上开办起了友谊商店。至于“友谊商店”这个别致的店名，也是他提供了两个备选名称，最后由陈毅和当时的国家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定下来的。这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城市都纷纷仿效，陆续开办，连名字也一起照搬，“友谊商店”也因此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业体系。
无论是商业局局长，还是手工业局局长，虽然管的都是一些小事、琐事，有人将之形容为“一地鸡毛”，但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而且因为上海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可能波及全国。1962年，胡铁生甫调任上海手工业局局长不久，就迎头撞上了一起影响全国的“发夹风波”。当时，因大跃进、大炼钢运动，全国大刮浮夸风，钢铁产量未升反而大幅度下降。本来，上海因手工业基础好，一年生产两亿多只发夹，基本能满足全国女性的需求——当年条件差，可供女性装饰美容的小玩意儿本来就少，这各式花样的发夹就成为了广大女性追求美的恩物。现在钢产量一下降，缺少原材料，上海生产发夹的产量也一下子下降，连原先数量的三分之一还不到，这引发了妇女群体的严重不满，层层告状，结果一直告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自出面协调，召开会议，点名要胡铁生拿出解决办法。最后，政府增拨了一批钢，胡铁生又组织人到处收购废旧钢材，生产出了更多花色的发夹，才化解了这起因妇女告状而引发的“发夹风波”。以后妇女商店的开设、中国第一支服装专业表演队的成立，也都得益于胡铁生的支持，胡铁生可以说和妇女有缘，也有功于女界。
胡铁生虽然名声很大，但很多人知道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或者他的官衔，更多的往往是因为他那一手漂亮的字——风格极其鲜明的“胡体”。当年徐匡迪市长就曾亲口对胡铁生说：我每天都能在马路上看到你，上海到处都是你写的招牌，从上海证券大厦、上海实业公司、第一医药商店，一直到一些不知名的小店、小公司，都是你题写的字迹。你是我们上海的一个宝啊！有人曾亲自数过，“南京路从外滩到静安寺，有胡铁生免费书写的商店招牌十六块”。确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你要想忽视胡铁生也难，走在上海的街头，时不时地就会看到一家由他书写的店招匾额，就算是不认识或者不知道书写者，“胡铁生”这三个字也一定耳熟能详了。
胡铁生书法
胡铁生不是专业的书法家，他的字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铁画银钩，别具一格。但也正因此，社会上有人对他的字有所非议，戏谑地称其字为“香蕉体”，意谓笔画如根根向上翘起的香蕉。然而郭沫若、程十发等艺坛大家则对他不墨守成规、善于学习各家之优的书法风格大为赞赏，海上书界权威王个簃更是赞其字为“气势纵横，腾蛟起凤”的“将军字”。学者王元化对“胡体”有精到的分析：“铁生先生自幼酷爱篆刻书画，其书法以习颜真卿画赞碑入手，复临秦汉六朝古碑，博采众长，自辟蹊径，真积力久，粲然发为艺苑奇葩……人称先生书法似千军万马严阵以待，又如豪杰搏战气贯长虹，令人奋发，令人向上。”胡铁生则对自己的字有清醒的认识，他勤学苦练，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此，著名书法家张森有很高评价：“胡老的字，不用看签名，一眼就能看出是他的字。他自创字体，这对大多数书法家来讲是做不到的。”胡铁生曾自撰对联“笔有风骨；字皆情操”，并诙谐地作了打油一首，以此表达自己的书法观点：“只学一家书，学成不过为人做奴婢。人家都说专一好，我独爱好融和通。”其实，在胡铁生看来，只要大家喜欢他的字，他就心满意足了。别人请他写了这么多匾额，他从不收人家一分钱。在西湖公寓303号他的家里，上自各级领导，下至普通爱好者，有多少人曾上门求字，胡铁生总是一口承诺，从不拿捏作态；左邻右舍向他要字，他也是有求必应，无偿赠送。不少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匾额赫然是胡铁生的亲笔，很多普通人家的墙壁上至今仍悬挂着他的书法。胡铁生曾对子女袒露心怀：我是个老八路，为人民服务不收钱，我晚年也只有这件事可做了！
胡铁生每天出门前必在金砖上练字
胡铁生给自己的书斋取名“石庐”，最初对应的就是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也可以说，西湖公寓303号34室就是最早的石庐。这间石庐仅仅只有14平方米，胡铁生就是在这间陋室里生活、工作、练字。“石庐”是有来历的，胡铁生曾觅来一块清乾隆年间的金砖，90厘米见方，乌黑沉郁，皮壳温润，他每天上班前总要在这块金砖上用清水写字，时间充裕就写半小时，时间紧张就写几分钟。然后再出门上班，天天坚持不断。这就是他的“石庐精神”，正是在这里，胡铁生那一笔雄浑瑰丽的“胡体书法”开始走向社会，赢得赞誉！
三
作家孙甘露年幼时曾在衡山路上的空军第二幼儿园寄托，及长大成人，又曾在衡山路邮局工作，故对衡山路这条充满魅力的马路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散文《在悬铃木的浓荫下》对衡山路有很多动人伤感的回忆，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夜晚，在西湖公寓的高大黑暗的通道里，冲着进站的十五路电车”，经常会有一个男高音在“引吭高歌”。是的，当年的西湖公寓里住着太多的艺术精英，夜晚飘出几声专业的男高音并不奇怪。我从网上偶然看到这样一条租房广告：西湖公寓，位于V形顶端的景观大房，170平方米，月租3万2千元。经纪人可能曾经是个文艺青年，广告颇有诗意地写道：“时光变迁，如今窗外的法国梧桐依旧在衡山路上洒落斑驳阳光，捧杯咖啡坐在这个客厅里眺望窗外老洋房的屋顶，不经意间，又是怎样的文艺情怀？”如果不考虑房价，相信会有不少人毫不犹豫地抢着去看衡山路上这套充满文艺范的景观大房。而这套房曾经的主人正是一位文艺名人，他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厂”）著名的制片人丁里，《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子夜》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片，既是谢晋、桑弧等导演的作品，也是丁里制片的杰作。那个年代，丁里的客厅里，经常会有导演、美工、作曲和男女明星们会聚一堂，把杯畅谈，爽朗的谈笑声想必也会飘出窗外，被更多年轻的孙甘露们深深埋进心里，成为几十年后的一道难忘回忆。
像丁里这样的影坛名人，在西湖公寓里你能遇到很多，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导演陈寿荫、影坛四大名旦之一舒绣文、以影片《喜盈门》等驰名影坛的著名导演赵焕章、中国科教片著名导演夏振亚、译制片著名导演胡庆汉、上影厂著名摄影师彭恩礼等。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有些陌生，然而翻开中国电影史，他们都是中国影坛各个领域里响当当的人物，有些甚至是某个历史节点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这么说可能太过简略，那么且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其中的两个人略微扫描一下吧。
先来说说齐闻韶。这个名字一看就和艺术有关：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谓之曰“尽善尽美”。这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典故，形容美妙的音乐带给人一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审美体验。齐闻韶日后果真毕生从事艺术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奇妙巧合。齐闻韶是浙江杭州人，1915年出生，少时在家乡读的是丝绸商科。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八一三歌咏队和抗敌演剧队，从此一生就和艺术打起了交道。他先在西南大后方从事戏剧工作，先后导演有《愁城记》《国家至上》《重庆二十四小时》等抗战名剧。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香港涉足影坛，参与建立华南电影界联合会，并先后担任南国影业公司、龙马影片公司的场记和编导，有机会和费穆、朱石麟等电影名家一起共事。这段经历对齐闻韶日后人生走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曾专门撰写文章《跟随朱石麟导演拍戏的日子》，深情回忆朱导对他的教诲之恩；也曾经对后辈陈清泉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场记工作有一个特点，他要和导演一起参加摄制工作的全过程，接触到创作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它是一个学习电影创作生产的最好岗位，是了解电影艺术的最好机会。许多导演——像谢晋等人都是场记出身，我在香港做过场记，这个工作帮我打下了从事电影工作的基础。”正是在香港，他和朱石麟一起编导了《江湖儿女》和《一板之隔》，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比较有代表性的影片，后者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1952年1月，因参加左翼文化工作，齐闻韶和司马文森、刘琼、舒适、白沉、沈寂等人被港英政府拘捕，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齐闻韶的身份有所转变，他从编导变成了领导，逐渐成为了一个电影事业家。他先是担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制片处的处长，1957年3月，上海的电影制作主要分成了江南、海燕和天马三个故事片厂，齐闻韶出任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当时天马厂的领导被外界称为“三驾马车”：由普陀区副书记一职调任过来的丁一担任书记，主管党务工作；老导演陈鲤庭出任厂长一职；陈鲤庭业务娴熟，经验丰富，但身体不佳，长期生病，以致很少来厂，故齐闻韶这个副厂长实际承担了厂里主要的生产业务，从编剧到导演，乃至摄影、美工、置景等，无所不管。他很好地处理着这一切，与丁一紧密配合，凡事与陈鲤庭一起商量，领导着天马厂高速运转。齐闻韶平易近人，既能与所有创作人员促膝谈心，也善于和各工种的工友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因此被大家称为“路路通”的“行家里手”。短短几年工夫，天马厂就创作出了多部优秀作品，其中就有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燎原》《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传世之作，齐闻韶也因此被夏衍称为“在草鸡棚里孵出金凤凰”的优秀事业家。
1976年10月金风送爽，电影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很快，齐闻韶获得“解放”，并出任上影厂副厂长，和丁一、徐桑初形成了上影厂新组合的“三驾马车”，带领全厂近2 000人重整旗鼓，再创辉煌。当时，所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都被“砸烂”了，百废待兴，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建章立制，形成一套可以正常运转的生产体制。齐闻韶再度发挥自己的特点，密切配合丁一和徐桑初，承担最繁琐的基础工作，为振兴新上影厂而不辞辛劳。在“三驾马车”强有力的领导下，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上影终于又重新屹立在东海之滨，并迎来了又一次的辉煌，生产出大量优秀影片。对于上影来说，齐闻韶与丁一、徐桑初的“三人组合”，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鼻咽癌的作祟，齐闻韶再也无法承受繁重的工种压力，无奈较早地离开了这个领导班子。但就是在西湖公寓的家里，他也依然停不下来，撰写回忆文章，接待来访的研究人员，尽己所能地从事相关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接下去我们要说到另一位上影人王世桢，他住在西湖公寓33号84室，和齐闻韶既是邻居，又是同事，彼此有不少交集：如，他也担任过天马厂的副厂长，而且最终落实在电影史上的身份也是电影事业家。不过，同中也有异：齐闻韶的“事业”要更“实际”一些，他主要是抓电影开拍之后的事；而王世桢的“事业”则要“虚”得多，他主管的是文学部分，属于电影生产的一前一后，即剧本的创作和影片的评论。两人合起来，倒正好是电影创作的一条完整的生产链。
我们也许可以用四本杂志来串联起他的一生。
王世桢，1922年生，福州人。1945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他学的是经济，从书本中学习了不少马克思的学说，平时则很喜欢看进步话剧和左翼电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青年。1948年元旦，他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关系就转到了上海。王世桢在上海由党的上海文委戏剧电影中心组领导，日常负责和他联络的是刘厚生。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决定办一本杂志，以此为纽带来联系和团结影剧界的朋友，如黄佐临、黄宗江、陈西禾、袁雪芬、梅朵、戴耘、周峰等。当时办杂志需要经过政府当局的审核批准，他们商议后决定迂回一下，用办丛刊的形式绕开繁琐审批，名称就叫《影剧丛刊》。在代论《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工作》一文中，他们开宗明义，直言不讳：“我们认为，影剧艺术从根须到枝叶，都必定是为人生的，为人民的。”因此，刊物的基调也与当时坊间一般专门为明星造势的影刊格格不入，显得悄然独立。但也正因如此，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它的存在，评介“它是一本追求格调的杂志”。《影剧丛刊》，1948年9月30日创刊，一共出版了四辑，因为是丛刊，故每期都另有一个单独的名称，如第一辑《从舞台到银幕》，第二辑《好莱坞内幕》，第三辑《演员的甘苦》，等到第四辑《寻找一张地图》面世时，已经是1949年的5月10日了。几天以后上海获得新生，王世桢他们也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影剧丛刊》第二辑（1948年）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王世桢最初的任务是去国民党广播电台负责接收，紧接着又到军管会文艺处下属的戏曲室和电影室担任秘书，后来又出任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副秘书长、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秘书室主任等职，负责剧本审查、企业拍片贷款申请等事宜。当时，王世桢是电影事业管理处唯一的党员，日常工作负责较多，《大众电影》的创办就是由他首先提出来的。由于梅朵1943年从戏剧学院毕业就开始搞剧评，解放战争时期又搞过影评，当时还担任电影事业管理处电影研究室主任一职，在业务上很有经验，故《大众电影》由梅朵和王世桢共同担任主编，夏衍、于伶、姜椿芳、陈白尘等18人任编委，夏衍任编委会主任。梅、王两人紧密合作，配合默契，编辑部工作主要由梅朵负责，稿件最后则经王世桢审核后签发。《大众电影》是新中国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专业电影刊物，发行量最大时曾创造过每期出刊超过900万册的记录。根据王世桢的回忆，《大众电影》创办于1950年6月1日，创刊号付印时，使用的纸张还是《影剧丛刊》用剩下来的，当时心中无底，只印了2 000册，不料大受欢迎，立即售罄，于是马上再版，添印了8 000册。随着岁月流逝，这1万册《大众电影》创刊号现在已经存世不多，难以寻觅，早已成为收藏珍品了，在藏界有“十三极”之誉。多年以后，梅朵在回忆他们那段青春岁月时仍然充满了神思遐想：“当时，整个编辑部就是几个人，从组稿、编辑、设计、采访、校对到印刷、发行事务，都由我们承担下来。我记得，每到校对的日子，大家一齐到印刷厂，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阳春面，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相互之间，总是那么亲密无间。回想起来，那种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的情景，还是令我十分神往的。”梅朵还细心地记下了当时编辑部的人员名单：“和我一起创办这本杂志的伙伴是王世桢、袁路夫、顾征南、唐家仁、欧冠云、沈宗镐等几个同志。”
《大众电影》创刊号（1950年）
1952年，上海的私营电影制片厂国有化后，就把原来民营的电影文学研究所改组成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夏衍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王世桢出任秘书长兼编辑部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在1957年分成海燕、江南和天马三个故事片厂后，王世桢先是在海燕厂工作，1962年又调到天马厂任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整个五六十年代，王世桢的世界可以用组织剧本创作和协调全局事务这两项工作来概括。当时，上海出产的电影，很多背后都有着王世桢辛劳的身影，虽然他从不署名。如当时有两部剧本几乎同时出现在王世桢的手里，一部是吕宕的《林则徐》，一部是叶元的《鸦片战争》，王世桢认为前者人物塑造很精彩，而后者的故事结构和素材非常丰富，故他与两位作者商量，将两部剧本合并起来重新改写。新的电影剧本出来后，王世桢又与导演郑君里、主演赵丹、美工师韩尚义等主创人员一起，一场戏一场戏地讨论，连续半个多月，天天讨论到很晚，大家都说：“晚上11点钟以后，王世桢的眼睛就发亮，精神就来了。”今天，《林则徐》已经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依然没有王世桢的署名，但谁又能说他不是幕后的英雄呢？由于王世桢的身份，当时很多繁杂琐碎的事务都由他出面协调。50年代初，孙瑜导演的《武训传》受到批判，声势很大，组织上就派王世桢去孙瑜家作思想工作。王世桢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平时和老艺术家们关系很好，彼此没有对立情绪，很容易对话。他以己度人，推心置腹，和风细雨地和孙瑜进行沟通，并支持他再拍电影的想法，很好地缓解了孙瑜的紧张心理。以后孙瑜的《乘风破浪》就是在王世桢的大力帮助下创作出来的，这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在“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王世桢也受到很大冲击，他秉持一条基本信念：绝不写违背事实和良心的话，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的不容易。1976年，王世桢再度出山，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秘书长。杂务缠身，王世桢又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忙里偷闲，又主持创办了两份新刊物：一份叫《电影新作》，一份名《国际银幕》。前者以刊发电影剧本和电影评论为主，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刊物第一期就发行了一百多万册。《电影新作》刊登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等剧本，后来都拍成了电影，并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国际银幕》专门介绍国外电影的制作动态，和一般文艺电影杂志相比，它更像是一份给业内人员进修学习的专业刊物，对了解外国电影生产流程和专业技术发展很有帮助，今天仍旧有不少影坛中人还在怀念它。
《电影新作》第1期（1979年）
《国际银幕》第1期（1985年）
1987年，王世桢满65岁，离休了，但他并未从此安享晚年，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发挥余热，创办上海电影进修讲习所，主要培养业余编剧和评论人才，也开办电影表演班。他约请编、导、演各界名人大腕来给大家上课，从1987年到1998年，这个讲习所一连办了十余年，培养电影人才数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个讲习所影响很大，直至今天，仍有人清晰地记得：“讲习所上课的地方在南京路华侨大厦后面的交运俱乐部的电影院里，每周只有一天半时间，周六下午和周日一天上课，周日晚上看教学参考片。授课老师都是全身心地在传道授业，个个都是真功夫，没有一点虚的，所以，我们学也是如海绵吸水，一点不漏，如久旱的土地遇甘霖，如痴如醉。”王世桢“一身书卷气，虽然戴一副深度眼镜，但是，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是无法用语言来比拟的。一口南方人讲出的普通话很有一点韵味，至今仍然难忘”。
20世纪90年代末，王世桢正式退了下来，老骥伏枥的他这时才开始从事酝酿多年的电影剧本《史迪威将军》的写作，他甚至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北加州拜访史迪威当年的副官。这部剧本因为资金等诸多因素的牵制，几次筹拍都最终告停，这也成为了王世桢心中难以抚平的遗憾。九十高龄之时，在西湖公寓那张睡床上，他还在梦中梦到了《史迪威将军》正式开拍了。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王世桢，心中的最后梦想竟然是自己剧本的开拍，不免让人唏嘘不已，而这正是老一辈影人让我们崇敬的坦荡人生！
齐闻韶和王世桢他们干了一辈子电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培养、扶植了无数艺术人才，发现、修改了无数精彩剧本，支持、成就了无数优秀影片，但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隐身幕后。他们的知名度不高，远远比不上那些明星、导演和作家们，今天甚至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你能说他们缺少成就，功劳不大吗？电影这类公众行业，大红大紫、拥有众多粉丝的永远是站在第一线的那些男女明星们，而成就影片的还有隐身背后的无数辛劳而又默默无闻的人。不要忘记，一部好电影值得我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有明星，还有不少人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他们就藏匿在银幕上那一句句对白、一个个镜头里面，需要你细细品味。他们是默默耕耘的影坛园丁。
从“华盛顿”到“西湖”，整整九十年光阴，其中住过的房客数以上千，有豪商，也有政客；有名媛，也有明星；有军人，也有企业家；有如雷贯耳的名人，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它所经历的岁月，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也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更多素朴归真的日常。如今，这座矗立在上海徐汇区衡山路与高安路交会口的公寓大楼，虽由辉煌走向平淡，其由岁月积淀的历史底蕴，恰如它在梧桐映射下的斑驳身影，仍然丰富多彩，充满动感，值得我们呵护珍惜，更应该细细品味。
（本文选自《徐汇文脉》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