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作为海派之源，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一种象征，而且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交汇的中心地位；徐汇的重点和特色在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中，土山湾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土山湾画馆，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人才的场所。近百年间，至少有三百余名学生在这里接受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的严格训练，其培养人数之众，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画馆的作品遍及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所及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伯年、沙山春等著名画家，都曾在同画馆的交往中得益，从中受到西洋美术的熏陶；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人也都间接受到画馆的影响；画馆培养的画家之中，更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中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上海的第一代西画家，如陆伯都、刘德斋、王安德、范殷儒等均从那里走出，而徐詠青和张充仁等众多的学生和再传弟子，更将他们的事业源源不断地延续了下去。历史不应忘却画馆的创建者和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国画徒。今年是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周年，也是画馆执掌主任一职最久的刘德斋逝世110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土山湾画馆主任刘德斋和他的学生（1903年）
土山湾画馆历史悠远，其前身为1851年由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Jean Ferrer）在徐家汇创办的私人画室。他1847年到中国，在上海负责设计教堂，并绘制、雕塑圣像，他的两件雕塑作品，至今依然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下属徐家汇藏书楼的阅览室中。1852年，由范廷佐担任校长的徐家汇美术学校（L’École de Beaux-Arts）正式成立，他负责教授雕塑和版画，另一位来自意大利擅长绘艺的马义谷讲授油画，马义谷神父也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范廷佐留下来的作品很少，1856年他就因病在上海去世，年仅39岁。但他的艺术薪火却后传有人，他的大弟子、来自浦东川沙的陆伯都继任学校领导，和意大利人马义谷、法国人艾而梅一起教授学生。
1864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成立，应院方邀请，陆伯都每月固定从徐家汇到土山湾去，向那些孤儿们传授西洋美术技巧。从1870年开始，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这项工作由他的得意门生刘德斋接任。1872年，陆伯都和刘德斋将徐家汇的美术学校正式迁移到了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下属的一个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陆伯都和刘德斋出任正、副主任。1880年6月，陆伯都因肺结核病恶化而逝世，土山湾画馆至此进入刘德斋时期，刘德斋执掌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30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德斋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学习的。
一
1943年3月15日，徐悲鸿在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其中写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其中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在上海最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张聿光、徐詠青，诸先生俱有名于社会。”由于徐悲鸿的身份，这段话现已成为评价土山湾画馆的最权威话语，凡是论述中国早期西画运动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不引述的。
如果由此溯源，徐悲鸿的这段话绝非无源之水，而是有感而发。1913年，徐悲鸿为躲避父母包办的婚姻从家乡宜兴第一次赴上海谋取生路，结果四处碰壁，几欲投江，走投无路之际得到商务印书馆热心的“交际博士”黄警顽相助。黄警顽不但为他安排食宿，还介绍他结识审美书馆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他应约绘画，获得酬金，渡过难关。除了解决生活难题，黄警顽还介绍了很多文化圈的朋友给徐悲鸿认识，其中就包括和土山湾画馆有着很深因缘的画家周湘和徐詠青。晚年的黄警顽对此曾专门有过回忆：“那时，上海有一位叫周湘的油画家，是江苏嘉定人，不太著名，可能是个天主教徒，是附属于徐家汇天主堂的土山湾油画馆的出身。徐悲鸿很想向他请教。我转托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画家徐詠青介绍，由我陪同登门拜访。”（黄警顽：《回忆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载《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徐詠青是毕业于画馆的高材生，1905年，他离开土山湾进入商务印书馆图画部，从事美术工作。土山湾画馆向来有接纳访客参观的惯例，有徐詠青和周湘的介绍和带领，徐悲鸿前往闻名中外的土山湾画馆参观顺理成章且毫无障碍。可以想象：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写作此文时，脑海中想必浮现起了当年景象，由此而写下了这段日后被无数著述屡屡引用的名言。
徐悲鸿1913年绘彩色版挂屏画《寒香图》
对土山湾画馆记忆犹深的，徐悲鸿绝非孤例，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大画家丁悚。丁悚比徐悲鸿年长几岁，出名也更早一些。当徐悲鸿还在上海挣扎沉浮之际，丁悚已经是上海滩颇有名气的画家了，他不但是上海美专的首任教务长，其画作更是占据了当时很多杂志的封面，他的讽刺漫画和抒情时装画，在20世纪10年代的上海都是第一流的。对土山湾画馆，丁悚同样有很高的评价和很深刻的记忆，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上海西洋画美术教育，最早是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所办的图画馆。该馆创立于清同治年间，教授科目分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等，以临摹写影、人物、花卉居多，主要都是以有关天主教的宗教画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画馆向不对外招生，学生都是孤儿院里抚养长大的孩子。间有杰出人才，学成离馆向外发展的，如当年的徐詠青就是其中的一个。”（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版）人到晚年，仍能写出这样文字的画家，完全可以想象他当年对画馆的熟悉和难以忘却，再联系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一批文献中，赫然就有土山湾画馆在1907年出版的一册《铅笔习画帖》，这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土山湾画馆1907年编辑出版的《铅笔习画帖》内页
二
土山湾画馆遗留的文献很少，其教学生产的详细过程今天已很难复原，但通过近年发掘出的一些残存史料，我们还能从中了解一二，而这些史料所涉及的也基本都是在刘德斋执掌期间。画馆以孤儿进馆时间为序分级分班上课，教学方法采用工徒制，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土山湾画馆的一个完整学期是6年，但学习不到6年或超过6年的学生也为数不少，原因很多：有因不学油画而5年即毕业的；有因水平过差而被要求多学几年的；也有因情况特殊而屡次出入画馆的——如最初仅每日学画一小时，再逐渐过渡到半日学画和全日学画，这样，学习时间就很长。即便学生情况各异，但教学却始终严格，画馆的整个常规学画过程长达6年，新入画馆的学生练习画线条就要学半年，从直线、横线、斜线一直到弧线、圆圈，要能用粗细、深浅、疏密等不同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特别是要画出物体的质感来。等线条画熟了，才开始画石膏几何模型，临摹宗教名画，学习勾稿、放大，并外出写生，画人物模特。最后才开始学水彩、油画。期间，还要学习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及练习体操和唱歌。一年考试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时各位神父均会到场，十分隆重。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作品售出，可提成售价的二成作为奖励；满师后则可计件享受薪酬，提成比例也相应提高到售价的八成。画馆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的尺寸大小和难易程度定价，而又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因油画复杂难学，绘制时间长，故画馆只有王安德、范殷儒、徐詠青等少数几位能够承接油画定单，并常常供不应求。他们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各类中外博览会，屡获奖牌。由于最初执教画馆的是范廷佐和马义谷，后有人据此认为画馆教师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此实不确。在画馆任教的其实大都为中国人，现存的几张画馆教学照片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已确知的中国籍教师就有：教授油画的王安德、范殷儒，教授素描的王思福、李德和，教授勾稿放样的温桂生，教授书法的姚子珊等等。擅长素描、精于水彩的刘德斋则长期担任画馆主任，统率全局。
清末土山湾画馆内景
王安德清末所绘《匝加利亚在堂焚香》彩色图
刘德斋从1880年到1912年长期执掌画馆，既亲自教学，又管理协调，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画馆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如主持制定切实详尽的学习章程；按照各人的天赋条件和领悟能力因材施教；在承接对外订单时，也依照各人不同的水准和名声，定出不同价码。为提高学生水平，扩展学生视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龙华、外滩等处写生，还带他们去新创办的美术学校观摩；并为学生争取尽可能高的待遇，为同事和学生的家事、婚事尽心尽力，排忧解难。刘德斋还十分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主持编撰了不少著作，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有《画馆记略》《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画馆绘镌录》及《画馆中兴记》等，除《绘事浅说》和《铅笔习画帖》由土山湾印书馆公开出版外，其余几种在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均未见著录，很有可能并未正式出版。当时海上画坛的很多著名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如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就是通过刘德斋接触到西洋绘画的。19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刘德斋过从甚密，在他的影响下，任伯年学习素描，也画过人体模特。任使用的3B铅笔，也得自刘德斋，任伯年因此而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沈之瑜：《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载《文汇报》1961年9月7日）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任伯年的人体模特写生，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明显不同的习画技法显然正是从刘德斋那里学过来的。土山湾画馆的学生在进入第五学年时就有这门课，叫“画真人稿”或“打小囝活样”，翻译过来就是人体模特写生。这也说明，任伯年当年从绘画理念到具体技法，都受到刘德斋的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刘德斋也带领画馆的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艺，并画有圣像白描，以中堂形式挂于教会场所。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刘德斋所绘《家庭垂训》等图，正是这样的白描中国画；而他的得意弟子范殷儒所绘的《中华圣母子像》，也是综合了中西方文化元素的作品，人物面容虽是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特征，而所着服饰则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其实，除了任伯年之外，刘德斋与当时其他海上画家也都多有交往，如“海上三任”之一的任薰，甚至还为画馆绘制过《利徐谈道图》等作品。任薰在肖像画上有很高成就，形象刻画精妙入微，善于传神，土山湾邀请他绘图绝非偶然。其他像以人物画著称的沙馥、知名山水花鸟画家陆韵樵、陶松溪、姚叔平、汪仲山、陈伽仙等等，也都与画馆和刘德斋个人有所交往，而徐詠青、张充仁等土山湾培养的人才，与上海美术界更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土山湾画馆与海上画坛的互补关系以往一直缺少研究，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土山湾画馆学生翁俊才绘徐光启像
三
土山湾的职业教育比较规范，老师水平高，执教又认真，使用的教材和教具也很先进，像画馆教画的绘画范本、碳棒、颜料和画布等等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土山湾画馆的美术教学活动，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民国年间，潘天寿、胡怀琛、徐蔚南、徐悲鸿、陈抱一等人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过介绍，徐悲鸿并予以极高评价，称其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近年出版的美术史专著，也都纷纷辟出篇幅，对土山湾画馆有专门介绍。但由于缺乏史料支撑，这些著述大都只能辗转援引，少有新意，更遑论突破。土山湾画馆的学习规范非常严格，进入画馆描线条、学素描、练写生、画石膏，需要费时四年打下扎实的基础；如有出息，接着的一年时间允许学水彩，再有出彩表现，才能获得学习油画的机会。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第六年毕业时就是一个合格的画师，对各种美术工作都能应付自如；至于是否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那就要看你的天赋和机遇了。
土山湾画馆从1852年起初具规模，近百年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有的更成为影响美术史的风云人物。如刘德斋学艺于画馆，又传递艺术薪火，执掌画馆三十余年，不但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还和任伯年、沙山春、周湘、张聿光等知名画家互有接触，对海派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而被誉为中国早期传播西方艺术的杰出教育家。刘德斋的早期学生安敬斋，能画一手好画，后因工作需要，从事印刷和摄影，他引进创新的珂罗版印刷，于1900年前后拍摄的几万张照片，都对上海的早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德斋的中期学生徐詠青，水彩风景名满天下，能媲美欧洲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大师；他还与任伯年、郑曼陀、徐悲鸿等几代艺术大家多方接触，互有交流。徐詠青曾先后在上海、香港、青岛三地授艺教学，培养了大批艺术种子，如何逸梅、杭穉英、金雪尘、金梅生、关曼青、房绍青、张镇照等，对三地的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香港时期授艺的学生甘长龄，后来去了澳门，创办澳门美术学院，把老师教授的艺术在澳门继续发扬光大。安敬斋的学生张充仁，勤奋苦学，很早就享有名声，20世纪30年代留学欧洲，学成后归国创作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中国的雕塑圣手和水彩画大师。他还创办充仁画室，培养了如哈定等很多著名画家。画馆的其他学生也都是出色的人才，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中国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土山湾选送画馆学生范殷儒、温良、顾言、张坚贞等人的作品出展，结果一举获得19块奖牌，在社会上赢得很高评价。当然，外出闯天下的土山湾孩子并不都像徐詠青、张充仁这样作出大成就，享有大名声，他们更多的是在教育文化岗位默默耕耘，培养艺术的种子，如王小宝在上海震旦学院教授美术，王希贤在浙江瑞安中学教绘画和风琴，沈兆加在温州师范学校教美术和音乐，他们每月工资能拿到二十多元，时在清末，这是一个白领的收入水平。他们可以说实践了土山湾培养孤儿的目标：能够自食其力，也对社会有所贡献。土山湾的艺术薪火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既培养出了很多知名人士，也熏陶了周围的艺术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徐詠青于民国初年所绘水彩画《岸草溪蘋绿未匀》
徐詠青于1914年为《时报》创刊10周年绘时装仕女图
在我们看来，土山湾画馆的这些师生及再传弟子们是熠熠闪光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掌握着绝世本领的不凡人物，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固然难以谋划方向，但却往往能决定质量，增加重量；他们都在特定领域作出了出色的甚至杰出的贡献。当年他们的精彩无比，被视作了平淡无奇，百年之后的今天，却成了我们必须珍视，值得打捞的历史。
（本文选自《徐汇文脉》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