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因境内著名历史社区“徐家汇”而冠名。徐家汇，则因为400年前上海先贤徐光启的墓地坐落于本地，徐家族裔中有一支在这里看守墓园，繁衍生息，同时又有法华泾、肇嘉浜和漕河泾汇聚在这块风水宝地而得名。徐家汇，虽然曾经是一处水网交结之要津，风光旖旎之美地，但在上海古今以来的行政历史上，徐汇区是一个相对较晚建立的建制区。

徐光启肖像

　　徐汇区辖境，唐、五代、宋朝时，属于华亭县高昌乡；元代设县后，明、清两代，徐汇区辖境一直属于上海县高昌乡。清朝宣统二年（1910），徐汇区辖境内的土地分由上海县的城厢镇、法华乡和漕河泾乡属有。1914年，法租界扩展，区内肇嘉浜以北、华山路以东地区划入法租界。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除划入法租界的部分外，徐汇区辖境大部分由华界上海市政府所属沪南区、漕泾区、法华区管辖。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徐汇区辖境分属于常熟区、徐汇区和龙华区。1956年，上海市政府将在东北境接壤的原常熟区合并给徐汇区；1984年，原上海县龙华镇、漕河泾镇划归徐汇区；1992年，原上海县龙华乡划归徐汇区。目前格局内的徐汇区，以陕西南路、日晖港、黄浦江、淀浦河、虹梅路、淮海西路、长乐路为东、南、西、北四至的大型城市中心区。2004年末，全区户籍人口89万，面积54.76平方公里，在全市中心城区中，人口和幅员仅次于杨浦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徐家汇全景

　　160年来，徐汇区正是一直处于“城市化”的风口浪尖，因此也就活力十足，魅力四射。“徐家汇”由法国耶稣会士在1840年代开辟，建有大量宗教和文化建筑，独立成区，其历史之悠久，完全和黄浦、虹口地区的英、美、法租界开辟相同步。但是，由于地处远郊，交通不便，本区域内的工业、商业、贸易、住宅和市政等设施，迟至几十年后才出现。1860年代，租界武装开赴前线，抵御太平军入侵，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运输辎重和给养，从市区修筑“军路”到郊外，一条即今华山路，另一条即今肇嘉浜路西段，都命名为“徐家汇路”，战场前线就在开阔的七宝、徐家汇一带。

　　二十世纪初年，徐汇区的东部和北部，承接了法租界向西部扩展的进程，开始了真正的都市化。当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不约而同地把“越界筑路”的方向指向日益繁荣的西部郊区，公共租界开发“静安寺路”、“愚园路”，法租界就向“徐家汇”方向发展。1914年，徐家汇东北方向大片土地纳入法租界后，大量马路向西辟建，都市化加速。随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福履格路”（今建国西路）、“贝当路”（今衡山路）的开辟，大量带花园的别墅、欧洲式的公寓，以及具备新式设施的新村，还有升级换代以后设计的石库门里弄，都在本区建造。法租界曾经有过规定，1910年以后，本区域内不得建造旧式的简易木板房，建造图纸必须经过严格审核，必定要达到现代标准方能批准。法租界的这项规定，执行得比公共租界更严厉，使得本地区楼宇建造质量大大提高。

　　然而，徐汇区的都市化，并不是表面上显出来的那种“西化”。其实，“中国因素”殊关重要。首先，投资建造“洋房”的房地产商，很多是华人华资。其次，“洋房”建造后，绝大多数为华人购买和租赁，他们居住在这里，和西方侨民们一起，生活在后人所谓的“海派文化”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徐汇区非租界的华界地区，建立了很多完全的华人事业，表现出很强的本土文化活力，融入了近代上海的“都市化”。徐家汇耶稣会事业之外，清政府筹办的“南洋公学”（1896）也开设在本地区，后发展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交通大学”；国人最早举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南洋中学堂”（1896）也在1906年迁来徐家汇路一带；1936年，国人举办的“上海医学院”在枫林桥建立；清政府在沪最重要军工企业之一的“火药厂”，北洋政府在上海的最高行政机构的“护军使署”、“淞沪商埠督办公署”，都设在龙华；中华民国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在1933年迁往江湾新市区之前设在平江路，这里曾计划开展“大上海”的华人大都市的建设；1909年，沪杭铁路在境内设立徐家汇、龙华站；1922年，境内开辟中国最早、亚洲最大的民用机场龙华机场；1916年，国产电影先驱张石川就在徐家汇开办“幻仙影片公司”，三十年代以来著名的“联华影业公司”也在土山湾地区设棚拍摄；还有，一大批近代企业，如大中华橡胶厂、百代唱片公司、冠生园食品厂、汉阳手帕厂等一批著名企业在徐汇的华界地区开设。这些都证明，徐汇的华界地区，虽不及法租界区域那么整洁、富足和繁华，但绝对也是上海大都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地处都市化边缘，本区域内沿日晖港、肇嘉浜、漕河泾两岸，以及徐镇老街等地区，都有一些棚户住宅区，居民大多是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战乱和灾荒迁居而来的各省难民。正是由于徐家汇地区迅速而强劲的都市化，农民、难民们通过入教、培训、求学、就业等机会，逐渐摆脱了贫困，融入城市生活。用工数达到好几千人的土山湾孤儿院、圣母院孤儿院工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土山湾的文化事业，是近代产业形态的机械工场。为满足教会和市场的需求，他们印制书籍，绘制图画，创作雕塑、雕刻、彩色玻璃和其他各种工艺品，给大量市民和难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创作出一大批文化产品，被列为文化遗产。

　　剧烈的都市化运动，把二十世纪的徐汇推到了中国近代化的前沿。十九世纪上海的中西文化交往，在南市、黄浦、虹口、闸北、杨浦等地区首先展开，当时的都市文化建设，主要还不在徐家汇地区。但是，二十世纪更加剧烈的新旧文化冲突，中西文化交融，徐汇地区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许多事业对“海派文化”至关重要。徐汇区从上海县境内的一个普通的边缘乡村——高昌乡，崛起为近代上海大都市的一个文化副中心，乃至在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都算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重镇。

　　从文化来源的两个方面来看，徐汇区的历史文化有“两种传统”。徐汇区的历史文化，有一条复合的“文脉”，它延续了上海文化脉络的两个方面：一，通过接收原上海县所属龙华、梅陇、华泾三镇乡而获得的各项遗址遗迹，构成徐汇区“西南块”具有典型吴越特征的传统文化遗产，是“古代传统”；二，承接法租界的发展，陆续形成中西融汇、华洋杂居的遗址史迹、故居旧居、历史传说等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俗称“海派文化”，即近代中国最强劲的都市文化形态，构成了徐汇区“东北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近代传统”。

　　“两种传统”之外，徐汇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个中心”。徐汇区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徐家汇。1846年欧洲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籍）创立的“徐家汇科学文化事业”对上海文化发展关系重大。中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神学院、出版社、天文台、气象台、地磁（地球物理）研究机构，最重要的两个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如加上国立的交通大学，则徐家汇地区创办过三所全国著名大学），最集中的艺术（油画、水彩画、国画、雕刻、雕塑、彩色玻璃、铸铁工艺等）培训和制造机构，都起源于徐家汇。当年徐家汇的文化事业，迎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融汇了中外人士的聪明才智，属于以融会贯通、中西结合为特征的“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徐家汇地区输入了欧洲拉丁民族的艺术细胞，属于通行拉丁文的天主教会，在整个近代上海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学者根据这种“拉丁文化”，称之为“上海的拉丁区”。

　　1950年代以后，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在发展沪西的向度上停滞了五十年，新建筑较少开工，老建筑被改造利用。都市化建设的遗憾，反倒成全了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幸运。由于没有很多拆建，徐汇地区直到1990年代的大规模旧区改造之前，仍然保留了1940年代的格局，反而凸现出别的地区少有的“文化多样性”。十多年前，徐汇区境内仍然保留着二十世纪别墅、公寓和其它洋房建筑达2000多幢，占全上海同类建筑的41%。徐家汇耶稣会20多幢大楼，如主教府、大小修院、神学院、天文台、徐汇公学等重要建筑大多保留。其他老的工业、商业、文教、政府建筑也大多利用。生活工作在文脉延续的社区中，透过这些老建筑的风尘沧桑，借着老一辈人的口头回忆，加上详细考察它们的来龙去脉，每个人都可以透过“时光隧道”，进入到历史的深处，洞察生活的丰富性，还有文化的多样性。

1880年的徐汇公学

　　徐汇区是上海市区内著名的文化教育大区，大、中、小学和科研机构不但以品质卓著闻名，更胜在历史悠久。徐汇区的文教事业核心，在于法国耶稣会士在1840年代开始建立的天主教上海教区文化科学中心。中国近代的博物馆、图书馆事业滥觞于此；中国近代的天文、气象、地球物理研究也在这里开始。1896年，盛宣怀奏准清朝中央，在徐家汇地区创办南洋公学，一度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国立大学。1903年，由马相伯资助、法国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在徐家汇创办，后来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05年，从震旦学院分立出复旦公学，由马相伯主持，先在徐家汇创办，为私立，后来发展为著名国立大学。此后，颜福庆创办的上海医学院、蔡元培奠定的中央研究院先后迁来枫林桥附近，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和科研重镇。交大、震旦、复旦、上医、中科院，有的迁出了徐汇地区，有的则历经风霜，仍然坚持在徐家汇地区。但是，他们在徐汇的早期历史，都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崛起，都给本地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的教育、科研和文化历史，离不开徐家汇的辉煌一页。徐家汇的气象台、藏书楼，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旧址，交大的上院、中院、图书馆旧楼，上医的医学楼，中科院的主楼，都已经被列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高等教育和尖端科研之外，徐汇区的中等教育事业也是上海和全国的滥觞。1850年由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新式教育学校，1920年建造的“新校舍”保留至今，仍显壮观。南洋中学（1896）是上海地方士绅举办的新式学堂，建于1926年的校友厅保留至今，记录了众多校友科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的光荣历史。前身为龙门书院（1865）的上海中学，是上海地方士绅举办的中学堂，1934年迁来上中路办学，“龙门楼”记载了国人办学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另外，天主教启明女校（1904，天钥桥路100号）、法租界雷米学校（1933，永康路200号）、美国牧师举办的美童学校（1912建立，1923年迁来贝当路10号）都来徐汇地区办学，令本区的中等教育呈现出中外竞争、相得益彰的局面。无论是华人举办，还是外侨创办，这些学校都采用中外合作、兼收并蓄的方针，办学成绩都很出色。从这些学校保留的校址和大楼，都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在今天的教育事业中延续。

　　徐汇从帝制时期的原上海县高昌乡分割而来，成长为一个都市化的巨人。徐汇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就如同发育孩童需要裁制大号衣服一样，不断有农业地区补充到徐汇区里面来。上海在明清时期号称“南吴壮县”，人文荟萃，经济、文化一贯发达，绝非“文化沙漠”的“郊区乡下”。原上海县境内的大量文化遗产并入后，大大丰富了徐汇区的“文化多样性”。建于吴赤乌年间的“龙华寺”（238-250）是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之一；驰名中外的黄道婆故乡华泾乡并入徐汇区后，坐落于上海植物园内的黄母祠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道婆手工棉纺织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明代名相徐光启的墓地，坐落于徐家汇地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从梅陇地区移到光启公园内的“南春华堂”（明弘治年间），是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明代名宅。明清是上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期，透过这些历经沧桑、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址，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古代上海真的有文化。

　　徐汇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态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既有本土的，又有西方的；既有物质的，又有非物质的。既然历史给徐汇区留下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化遗产，我们后人就需要慎重保护，负责任地把它们传递给后人，让文化遗产与全体市民时时相伴，让每个人都为自己能生活在一块文化沃土上感到自豪和骄傲。

（作者系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