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麦都思的墨海书馆在上海开展的石印尝试还少为人知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土山湾就太有名了，几乎所有的相关著作，在说起上海的石印源头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它，但却又语焉不详。实际上，土山湾的石印，又和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1847年，耶稣会进驻徐家汇，在传教的同时把很多西方文明也带入了徐家汇，石印技术即其中之一。
目前发现最早在徐家汇出版的石印实物出版于1855年，是一本向中国人介绍法语的读物，时隔一个半世纪，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堪称不易。是书名《法兰文字》，署极西耶稣会士述，出版时间为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中法文对照，为介绍法语文字语法的一本小册子。封面1页，附录3页，正文72页。封面上出版、印刷机构署Zi-ka-wei_Collége Je St-Ignace（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1855。显见，这是1855年徐汇公学出版使用的一本法文教材。是书正文共分十章，除第五章稍长外（15-36页），其余篇幅均很短。各章名称，第一章：论名；第二章：论附名；第三章：论依赖之名；第四章：论指名；第五章：论言；第六章：论通言之名；第七章：论状辞；第八章：论前辞；第九章：论连辞；第十章：论猝辞。十章外，又附“西文译课”，有三部分内容，第一：为一篇中法对照论述耶稣教的文字，名《凡教友所当笃信知行之总说》；第二：为选自《伊索寓言》的三篇短文，依次为《蝉蚁喻》、《鸦狐喻》和《狐鹤喻》，其中第二篇即著名的《乌鸦和狐狸的故事》；第三：为一首颂歌，分合唱、独唱。
图1 《法兰文字》封面
《法兰文字》为一典型的石印出版物，全书手写上版，墨色浓淡不一，常有个别部分掉色或模糊不清现象，而这些正是石印版容易出现而又未及时修版之特征；第63页有前页文字反粘在后页的现象，这也是石印版出现污损而未及时清洗的特征。从时间上来说，这本教材系土山湾印刷所之前的石印物，为一新发现。根据文献，在土山湾之前，徐家汇的修士使用小型木质的石印机印过一些宗教读物，但从未发现过实物，这本石印教材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此外，对研究徐汇公学早期法文教学，此册《法兰文字》也是一本难得的范例。
徐家汇的印刷设备后来搬往土山湾，归印书馆使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当时影响很大，天主教会使用的教义教理书籍和传教读物大都由它承印，法籍耶稣会士、上海震旦大学世界史教授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在1914年出版的《土山湾孤儿院：历史与现状》（L′orphelinat de T′ou-sè-wè:Son Listoire Son ètat Prèsent）一书中指出：土山湾印书馆最初都是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在1869年，它至少已拥有了七十种作品的木版，都是有关宗教和引人热心的圣书……1974年开始，活体铅字引进了土山湾，从此遂能供应廉价而又轻便的书本了。”可见，在1874年左右，土山湾尚无正式的石印出版物，只是用小型石印架印制过一些宗教小册子（如1874和1875年出版的《江南教区通讯》等）。当时，石印法尚是一种先进的印刷技术，能参考借鉴的书籍和懂这项技术的人才都属稀缺，堪称宝贝，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专门介绍石印印刷方法的土山湾手抄本，当是当年传教士们孜孜专研石印技术的证物。1876年，负责印书馆业务的法国人翁寿祺修士(Casinirus Hersant,1830-1895)向法国订购了大型的马里诺尼（Marinoni）石印车，石印业务在土山湾开始有了较大发展。
土山湾早期石印出版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78年出版的徐家汇耶稣会神父住院院长柏立德（Gabriel Palatre,1830-1878）的《中国溺婴记》（L'infanticide et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 en Chine）。这本书完成于1877年，最初寄往法国，准备在那里出版。后因巴黎出版费用昂贵，而土山湾当时又正好进口了先进的石印机，教会遂决定由土山湾自己印刷出版。这本《中国溺婴记》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石印书籍中最接近西方石印书原始面貌的，从书籍纸张、内页印刷一直到整体装帧等各方面，它都达到了同期西方石印书籍的最高水准，何况它还具有开本阔大、手写上版、中西文字并列、附有大量插图等石印书的众多特色，可以说集数美于一身，是反映中国早期石印生产能力的一本经典之作。即使在今天翻阅此书，仍不免令人赞叹不已。和它同时期在中国印刷出版的石印书，一类虽也采用西式装帧，但印刷和装帧水准明显要逊色很多，有的更像是出自私人手制，显得简陋粗糙，只要和《中国溺婴记》作一比较，其差距即可一目了然，如1855年徐汇公学的《法兰文字》、1896年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等；另一类则明显加进了中国元素，如纸张选用宣纸，装帧采用线装等等，呈现的是中国传统线装书的面貌，可以说和西方石印书的原始面貌已有较大不同，如1879年点石斋印书局的《鸿雪因缘图记》，1884年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等。因此，1878年由土山湾印刷出版的《中国溺婴记》，堪称中国早期石印书籍的一本代表作。《中国溺婴记》只印刷了两百本，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已非常罕见，可归入珍本之列了。
图2 《中国溺婴记》插图
和铅印相比，土山湾的石印规模并不能算很大，据当时的文献记载，1914年时，土山湾的印刷车间里也仅有“2台马里若尼（MARINONI）彩色石印机” ，这和一张民国初期土山湾印书馆印刷车间照片上显示的实景是完全吻合的（见图3）。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土山湾的石印出版物主要有这么几类：单篇散页的宗教传单或中外文地图，附有大量插图或符号的艺术和史学类书籍，须按手写原稿印刷出版的书籍，只限于教会人士参考传阅的内部书籍等等。其中，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Kiang-nan）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高龙鞶（Augustin Colombel,1833-1905）,字镐鼎，法籍耶稣会士，1869年来华，曾负责筹建徐家汇天文台，撰有各类专著二十余种。他的《江南传教史》堪称皇皇巨著，全书五卷，每本均超过500页，共附插图415幅（内照片74张），1896-1904年间分五册由土山湾石印出版。据史式徽记载：“1896年，高神父的手稿已编写就绪并准备付印，可是教区的书刊审查员阻止排版，规定只准按原稿石印，并限教会内部传阅。” 据此比照，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几乎吻合了土山湾石印出版物的所有要素，不啻为一可供参考比较的石印标准件。
图3 民国初年土山湾印刷所的石印车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台石印机
图4 《江南传教史》内页，文中插图画像系比利时修士娄良材葆德，他是徐家汇和土山湾开展印刷业务的开拓者之一
土山湾发行的石印书刊中，较有影响、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物还有很多，早期的可以《益闻录》为代表。该刊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出版时间最早的杂志，光绪五年二月（1879年3月）由徐家汇天主堂创办，曾多次改名并变更刊期，发行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刊发了大量宗教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文章，在宗教界和学术界影响很大。后期则以法国耶稣会士禄是遒（Henri Dore,1859-1931）所著《中国迷信研究》（Researches sur les superstitution Chiinoises）为最。这是一部具有“田野调查”性质的学术著作，涉及中国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生礼俗、岁时节庆、占卜星相、风水择日、佛道神祗、诸神传说、民间巫术和崇拜仪式等，作者除了进行大量田野调查之外，还参考了很多中国古籍文献资料，并收集了大量包括中国年画、符咒、神像、庙宇以及迷信崇拜场面在内的民俗图像资料。此书1912年开始出版，直到作者病逝一年之后的1932年才全部出齐16卷，堪称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一部皇皇巨著，为学术界所重视。法文原著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英文，近年还翻译出版了中文版。
土山湾印刷发行的石印出版物时间早、数量大、范围广，绵延数十年，品种千百计，影响遍及沪上同业，事实上成为上海石印业的始作俑者。执掌土山湾印书馆约二十年的翁寿祺修士的主要助手是中国人邱子昂。关于邱子昂的生平及其具体活动，材料极少，对学术研究来说目前还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土山湾引进马里若尼石印机后仅两年，申报馆的美查也进口了一台石印机，并创办点石斋印书局，专营石印，开始了向商业领域的进军，并大获成功。有迹象表明，向点石斋传授石印技术的正是来自土山湾的邱子昂，而沪上其他出版机构看到点石斋的成功之后据说也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上海石印业风起云涌的黄金三十年局面由此而形成。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