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丁语在中国历史考
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第一个阶段。传教士入华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从此在中国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中，拉丁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乃至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就无法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拉丁文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书中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熙朝定案》中记载：“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援奉旨：眹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悫可信，罗刹着徐日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刹。” 由于中俄交涉边界问题，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用拉丁文，最后的外交文本是满文、汉文和拉丁文。此事，在中国多种文献中有记载，例如，《东华录》、《朔方备乘》等，钱良择《出塞记略》中说：“其俗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蜡谛诺字，蜡谛诺者，即今中国所传西洋字也，大抵风尚与西洋国不远，故遣使时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
中国第一次正式开设拉丁文班是在康熙年间。由于和俄罗斯的关系，康熙在原来的俄罗斯馆中开设拉丁文班，招收满族子弟来学习拉丁文。费赖之在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传中写到：“中、俄两国往来公文函件常由多明翻译。中国为办理中俄交涉，设置一翻译馆，招收满人子弟，研究拉丁文字，命多明主馆事。……宋君荣神父在1732年6月13日致苏熙业神父书云‘拉丁课颇有进展；有馆生数人，说拉丁语尚属流利’。”
第一个在中国出版的拉丁文著作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西字奇迹》，这是利玛窦应明代版画家程大约之邀请，为他撰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利玛窦不仅仅首次在中国公布了四张天主教的绘画，同时将四张画的文字解释用拉丁文标注出来。这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拉丁文。
第一次出现拉丁字母和汉字的注音字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所合编的《葡华词典》，这本字典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开创了用西洋拉丁文字母注音汉字的先河（见图1）。
图1 《葡华词典》中的罗马拉丁文注音
第一个用拉丁字母研究出中文拼音系统的著作是王征和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合著的《西儒耳目资》（见图2），这本书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初的音韵学家杨选杞、方以智、刘献廷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图2 《西儒耳目资》中的拉丁文
第一个编写出拉汉词典的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他编出《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写出第一本中文《谈拉丁语法》的也是他。这两本书都是手稿，并未出版。
第一个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是来华耶稣会士傅凡济和晚明大儒李之藻。从近代以来的思想和知识概念说起。例如，逻辑学是一切学问之基础，但我们何时知道逻辑学？何时知道亚里士多德？这就要从拉丁文讲起。来华耶稣会士傅凡济和晚明大儒李之藻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Commentarii Collegio Coimbricensis e Societate Iesu: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汉语译名为《名理探》（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terns and Names）。Logica（logic英文）他翻译成为“理辩”；Universalis（universal英文）他翻译成“公”；现代逻辑学的“属”，他翻译成“宗”，如此等等。这里只是举个例子，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未彻底理清晚明后西学知识形成的机制、西学词汇和很多学科概念变迁的历史。
可以说，不懂拉丁文是很难把晚明后的中国文化史彻底搞清楚的。
二、拉丁文记载的中国在西方
1500-1800年这是全球化的初期，这个时期不仅仅是西方人发现了世界，同时也开始被这发现的世界所改变。尤其是当西方遇到中国时，这是一个比它本身历史更为悠久、地域更为广阔的国家，如一些学者所说，西方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虽然在宗教学上仍然恪守着“中华归主“的理想，但对中国文明的态度并没有19世纪后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笔耕不止，用拉丁文写下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这样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开始有了一批用拉丁文记载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历史的著作和文献。
例如，《耶稣会在亚洲》（Jesuíitas na Ásia）档案文献。这批档案中记载了大量的重要历史文献，例如文献中有关于清和南明王朝的战争及南明王朝内部的有关记载。第七章是南方官员在“漳州（福建）”拥举一位名叫“隆武”的人为王。第八章，广州的官员决定推举一位名叫“永历”的人为新王。第九章，“李（定国）”的军队开赴广州。第十章，李定国揭竿对抗鞑靼人，并归顺永历王。第十一章，李定国向永历王遣使，随后他本人前去归顺。这些拉丁文记载的中国明清鼎革的历史文献极为重要。
这只是用拉丁文所记载的文献的一角。如果想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必须尽快摸清藏在欧洲的外文文献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拉丁文文献。唯有此才能推进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研究。这说明从晚明后我们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开始全球化，这样才能看出学问的生长点子在哪里，才可以看出学习拉丁文之必须。
来华的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充满敬仰，他们纷纷把中国典籍译成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在欧洲出版后，这些中国的经书在欧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中国哲学家孔子》被称为18世纪的《圣经》，对启蒙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欧洲人正是从这些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典籍中看到一个不亚于欧洲文明，甚至发展程度高于欧洲文明的中国文明。正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一系列汉学著作，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性价值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中国对于这个时代欧洲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思想的变化绝非置之度外。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及其技术的例证强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向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贡献。
《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中国书简集》等早期传教士汉学的翻译和著作“在整整一个世纪期间吸引了知识界，不仅仅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冒险活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了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耶稣会士书简就如同其他许多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机的思想中发展了相对的意义。勒蒂夫甚至还得以写到，这些书简“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纪的人类精神面貌”。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研究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不研究中国典籍通过拉丁文翻译后在欧洲出版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无法真正地研究好欧洲的思想文化史。
所以，拉丁文作为一个死去的语言，它在文化上仍然活着，而且它是我们揭开今天生活和思想来源的真正武器。当我们谈到拉丁文时，自然想到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来说上个世纪中国拉丁文出版物主要在上海的土山湾和河北的献县。今天《土山湾》（原定名《土山湾》，后改今名《徐汇文脉》）的出版使我们想起拉丁语在中国的历史。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主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