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凡论及近代中国博物馆史，几乎都认为外国人在华最早开办的一座博物馆是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创办于1868年的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这方面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史料可能出于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通社编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该书中说：“徐家汇博物院是韩伯禄司铎（P.Heude）于1868年创立的。......当韩伯禄司铎未来中国之前，徐家汇天主堂里略已收藏生物标本，但是未尝有博物院的设置。韩司铎于1868年1月9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上海，就在徐家汇创立博物院。” 以后包遵彭的《中国博物馆史》、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等，都从此说。 然而，笔者近年发现的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证明上述的观点是错误的。
徐家汇博物院外景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依仗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捅开了中国的门户。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天主教耶稣会总部，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大本营。然而，传教士的强行霸道与傲慢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引起国民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反感，一些地区传教士的不端行为，甚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怒，纷纷起来抵制教会的传教活动。耶稣会在江南地区的传教活动极不顺利，尤其是1868年“扬州教案”与1869年“安庆教案”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耶稣会上帝福音传播。为了推动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教会决定采取新的传教策略，即沿袭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科学传教”的方法，在教区内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期望通过开展科学文化活动引得华人的好感与信赖，从而有助于推进传教事业。
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de.ca.Serviere）在《江南传教史》的记载，1872年8月，在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的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计划开展四项工作：“（一）在高龙鞶神父领导下成立气象台和出版科学杂志，在徐家汇建造一座‘与耶稣会相称’的天文台，将气象记录和观察所得编成杂志，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二）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三）在费赖之神父领导下研究中国的史地工作，其中包括江南新教区的历史概况、老传教士们的传记......（四）用中文出版一本讲科学的与护教的杂志。”
在以后的十五年内，江南科学委员会的四项计划都先后得以实现。韩伯禄神父被赋予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创建任务后，一边继续搜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一边进行资料整理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徐家汇天主教总院的空余房舍，逐步展出他来华后搜集的动植物标本。1883年5月，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标志博物院的创建工作正式完成。博物院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的天文台旁，韩伯禄在两个楼面的陈列大厅中布置了动植物标本，并向公众开放展示。
徐家汇博物院动物部标本陈列室
关于博物院创办者韩伯禄个人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关系，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中有一段记载至关重要：“1868年，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韩伯禄神父来到江南，他的使命是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他开办博物院，并编写有价值的文章。他被派到教区的前哨，他在安庆、宁国等地坚持搞科研和传教工作。......只是在多年奔走之后，他才同意在徐家汇闭户埋首，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
在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龙鞶（Augustinus Chlombel）撰写的《江南传教史》中，也有一段关于韩伯禄与徐家汇博物院关系的文字，可与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中的记载相印证：“邻近天文台的是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创建博物院是郎怀仁主教确定的在建天文台之后的第二项工作。1870年起，一位神父已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还不能预见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位神父名字叫韩德（P.Pierre Heude，即韩伯禄），他作为金式玉神父（B.Seckinger）的传教伙伴而来到江南。此前金式玉神父几乎一直是单枪匹马在安徽传教。......当韩德神父坐船穿梭于江河湖泊之时，发现了许多令他产生研究兴趣的东西，他采集的第一件标本是软体水生贝壳。”
上述两书中提供了几条重要信息：（1）韩伯禄神父是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1868年来华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2）作为神职人员，他被派到安徽教区，负责安庆、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3）他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也在当地搜集动植物标本，做科学研究；（4）他来江南几年以后才在徐家汇整理和研究他搜集到的动植物标本，编写论文；（5）韩伯禄神父自1870年开始从事与博物院创建有关的工作，但当时人们对他搜集和研究自然标本与建博物院的事并未联系起来（因为创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1872年才被提出）。
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写于十九世纪末，1900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刷出版，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亦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于1914年出版，他们俩都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编撰《江南传教史》的时间都距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建立的年代不远，而且高龙鞶神父又是江南科学委员会计划四项工作其中之一的负责人，很可能参加了1872年8月的徐家汇会议。他们所记载的有关韩伯禄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之事，应该是可靠的。综合两人《江南传教史》的有关记载，可以明确认定：创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是1872年8月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徐家汇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教会并无此计划，更遑论1868年韩伯禄创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
二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8年韩伯禄来江南以后就开始了动植物标本的搜集工作，到1872年，韩伯禄已搜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标本。另外，在韩伯禄来江南之前，徐家汇天主教总部已藏有传教士达维（A.David）1860年来华后搜集的一些生物标本。由此可知，徐家汇会议上之所以作出创办博物院的决定，是因为教会已有了一定的藏品基础。但原来的藏品基础与后来的博物院创办工作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不应相互混淆。现在流行的韩伯禄1868年创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说法，实际上是将两个前后有一定的联系、却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概念合二为一了。那么为何会出现混淆，源头又在哪里呢？在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柏永年司铎（F.Courtios S.J.）发表的一段文字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1902年韩伯禄病逝，1903年柏永年司铎（F.Courtios S.J.）来华，接任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住持。1928年，他在《自然界》杂志中以“徐家汇博物馆”为题著文，介绍了徐家汇博物馆的创办以及韩伯禄的主要成绩、博物馆的收藏等情况。他在文中说，“此博物馆系创于韩伯禄神父到上海以后，即西历一八六八年正月九日” 。文中关于徐家汇博物馆的创办，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上限，即1868年1月9日韩伯禄神父到上海以后，但没有明确指出是以后的哪一年。这就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就是1868年开始创办。这可能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汉文出处，也是后来各种文献中关于徐家汇博物馆1868年由韩伯禄创办的依据。如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编的《中国博物馆一览》，就这样介绍震旦博物院：“清同治七年，（西历1868年）由韩伯禄司铎Pere Heude创办，初名‘自然历史博物院’；光绪九年，（西历1883年）开始建筑院舍于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之南。”
1929年柏永年病逝。1931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被并入同属天主教会徐家汇总部的震旦大学，并隶属于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大学博物院。1933年冬，新落成的震旦博物院正式开放。同年，昆虫学家郑璧尔（P.Piel）出任震旦博物院院长。他在任内做了一件与博物院史有关的重要事情，即在1939年5月20日举办了纪念博物院创立七十周年大会（原定于1938年举行，因战事影响，所以在次年补办庆典活动），与会者三百多人，其中包括法国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以及商务参赞等法国政府官员。 纪念大会认定博物院是韩伯禄1868年创立的，其依据也就是柏永年的说法。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对纪念活动作了报道，经过媒体的宣传，“韩伯禄1868年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观点广泛传播，于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韩伯禄1868年初来到江南，并未在当年就进行博物院的创立工作。1869年到1870年间，他作为安徽教区传教负责人金式玉神父的传教伙伴，负责安庆和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1869年11月初，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安庆教案”事件。在冲突中，神职人员遭到当地民众的追打，教堂被毁，韩伯禄侥幸从教堂后门溜出，逃到长江边上他平时采集标本的专用小船中，从安庆回到上海。 此后，韩伯禄神父虽然名义上还是负责安庆地区传教的神职人员，但已经不再去安庆传教，一直在徐家汇天主教耶稣总会初学院和神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期间还不时地外出采集动植物标本，其踪迹遍达长江中下游。
为何柏永年会把韩伯禄来华后开始的动植物标本采集研究看作是创办博物院的活动？这里涉及博物馆史追溯的一个基本标准问题，即到底应当以博物馆建成开放作为该博物馆的诞生之日，还是从博物馆建设的准备前期就开始起算？虽然韩伯禄前期的动植物标本搜集与研究同后来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建立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不是必然的关系。因为搜集动植物标本工作的本身是博物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搜集与研究自然标本行为的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博物院的建立。只有1872年当教会确定了建设博物院的工作计划，并且由韩伯禄领衔负责创建之后，这时他以往的搜集研究自然标本工作才与博物院的创办联系起来，成为后来创建博物院的基础。即便如此，仍应当明确：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正式开始于1872年8月的徐家汇会议，而不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但是柏永年认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最初是随着韩伯禄搜集的大量标本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由他一手创办，于是就把他1868年抵沪后开始搜集动植物标本的活动与1872年徐家汇会议之后博物院的创办活动等同起来，这就有了韩伯禄1868年来沪就创办徐家汇博物院之说。假如按照柏永年的逻辑，甚至可以说徐家汇自然博物馆的创办时间早于1868年（因在韩伯禄来沪之前，已有传教士在华搜集了一些生物标本并收藏于徐家汇天主教堂，这些标本后来与韩伯禄搜集的标本都一并成为徐家汇博物院的藏品），但这有悖常理。
1939年震旦博物院举办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其年代计算的依据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一个机构创立的周年纪念，应该从它的正式诞生之日起算，如果把前期的准备阶段也连同一起算入，那是不正确的。犹如我们为某某人举行百岁诞辰纪念活动，连同他从在母亲肚子里怀孕的时候一起计算，那多可笑。
三
笔者现在尚未找到能够直接证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最早开放的确切年代的资料。根据江南科学委员会计划的四项工作中其他三项的完成情况推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筹建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因为1872年提出创建博物院计划之时，教会已具备一定的藏品基础，也许因为当时搜集的标本还不够多或尚未经过系统整理，还不足以立刻建立博物院，所以当时作出的计划是在徐家汇总部珍藏并展示韩伯禄陆续收集的动植物标本，“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馆”。从1872年8月计划确定到1883年5月徐家汇博物院专用院舍落成，前后历时十一年，如果就此认定徐家汇博物院是1883年才建成开放的，筹建时间似乎有点过长。有两条资料可以间接证明，在此期间，韩伯禄已将部分动植物标本先期对外展出了。
一是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即1878年10月3日），“偕白德勒游英国博物院良久，午正归”，“余佐卿请小宴。席散后，法兰亭、傅法立来，一坐，同至徐家汇观法国教堂，一有女育婴堂，一有男育婴堂，一有博物院，游览极久，夜归”。曾纪泽说得很明确，1878年10月3日上午他参观了英国博物院（即亚文会上海博物院），下午在法国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徐家汇教堂、育婴堂和博物院。这说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已经对外展出。
二是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四）记载：“西人于徐家汇隔河教堂侧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兽，毒蟒巨蛇，并蓄兼收，不下数千百种......苟有熟识之人，即可入门观玩。近则华众会主人仿而行之，罗至异物，锁闭室中，入观者必先输青蚨五十翼。然一鳞半爪，具体而微，终不及徐汇之无奇不有也。”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成书于1883年，书中记载之事当发生在成书以前。“华众会”系当时位于上海旧城以北一座著名茶馆，其主人参照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样子办了私人博物馆，这也表明1883年之前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已经对外展出。
根据上述两条资料推测，1883年之前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虽尚无专门的独立院舍，但韩伯禄搜集的部分动植物标本已经在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总部对外展出，且展出的动植物标本数量已经不少，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后随着藏品数量的日益增多，原来贮藏和展出标本的场地已不够使用，1883年，教会遂在徐家汇天文台对面建造了单独的博物院专用院舍。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