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汇区浓荫笼盖的僻静的武康路上，有一座三层的花园洋房，这就是当代文学泰斗巴金先生的故居。这座洋房始建于1923年，巴金先生一家从1955年9月迁入，并定居于此，直至2005年10月逝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50个年头。我曾几次前往巴金先生故居参观瞻仰，最近又陪同江苏来的几位作家朋友前往参观。故居的一楼是门厅、客厅、餐厅和太阳间；二楼主要是书房和卧室。在一楼临时展厅里展出了巴金各个时期的著作、手稿以及参加各种活动、日常生活的照片。我看到《家》、《憩园》、《寒夜》等巴金著作和《随感录》中《怀念萧珊》、《我和读者》等手稿，还有巴金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品钢笔、毛笔、砚台、眼镜、烟盒、剃须刀盒等。我每次凝视这些，总感到十分亲切，仿佛还能感觉到巴金先生的呼吸和体温。这楼房，这绿树成荫的花园，伴随了巴金先生半个世纪，他的《随想录》等重要著作都创作于此。那间客厅里，经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接待过众多中外作家和宾客。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在一楼太阳间里，有一口书柜特别引起我的关注，这口书柜一共三层，上、中两层摆放的全是鲁迅的著作，这自然地流露出巴金对鲁迅的特殊崇敬之情。我不禁想起了巴金与鲁迅交往的经历和他们之间不平凡的师生之谊。
巴金故居
如果要问巴金有哪几位老师的话，那么，鲁迅就是他最崇敬的一位。20世纪30年代，巴金和鲁迅都在上海从事文学工作，他们过从甚密，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巴金曾经说过：“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是他的读者和学生。”巴金是一直自视为鲁迅的学生的；而在鲁迅眼中，巴金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也是他的一位年轻的朋友。
巴金认识鲁迅，最先是从认识鲁迅的作品开始的。早在1919年“五四”前后，巴金还在成都老家时，他就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虽然没有一下子就读懂了，但越读越慢慢理解个中的意思，越读也越爱好它们。1926年8月，巴金第一次到北京投考大学，借住在北河沿的同兴公寓里，不巧这时他病了，没法去应考。在北京约耽了半个月，他也没有去别的地方玩，只是偶尔有两三个朋友到公寓里来闲谈，其余时间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这一次有机会重读并熟读这些小说，使这个困居在寂寞苦闷的公寓里的失望的孩子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巴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此后的几年中，巴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他带着它奔波各处；后来他又得到了《彷徨》和《野草》，同样热情地阅读它们，甚至把《伤逝》中的几段文字都背了下来。鲁迅的作品像乳汁一样滋养着青年的巴金，帮助巴金懂得人生，懂得写作，从中学到驾驭文字等写作的方法。因此，巴金说，鲁迅是第一个使他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老师，并称自己像墙边的小草得到了太阳的恩泽。
巴金真正与鲁迅相识，那是在七年之后的上海，大概是在1933年的8月。1933年7月1日上海生活书店主办的《文学》月刊创刊，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傅东华等10人组成编委会，傅东华是具体负责编务的。8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巴金的一组散文：《鸟的天堂》、《朋友》、《捐税的故事》和《一千三百圆》。8月，文学社在一个饭店里举行一次宴会，出席的有鲁迅、茅盾、叶圣陶、傅东华等，巴金可能因为是作者，也在被邀请之列。巴金与其中几位还是初见，所以傅东华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巴金第一次与鲁迅见面。鲁迅因为已经读过巴金的《灭亡》，所以对他很亲切。巴金后来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文中回忆道：“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跟茅盾先生谈话，忽然饭馆小房间的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噜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席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讲话，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都高兴听他的议论。”鲁迅的善良和平易近人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鲁迅的敬重又增添了几分。
据巴金自己说，他和鲁迅见面的次数不是太多，他也没有专门去鲁迅府上拜望过，鲁迅去世那天他才到鲁迅家。他和鲁迅见面大多是在上海的饭馆和旅馆，那时一些文人经常在租界上的南京饭店、新亚饭店等地方临时开一个房间，让餐厅把酒菜送到房间里，他们边吃饭，边叙谈，或商谈工作。
1934年10月初，巴金要去日本，临行前，文学社的傅东华、黄源等在南京饭店为他饯行，鲁迅也来了。在《鲁迅日记》1934年10月6日有“夜公饯巴金于南京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的记述。鲁迅知道巴金即将去日本，非常高兴。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情况很熟悉，又有许多日本朋友，他给巴金介绍了不少日本的风俗人情，还讲到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而闹出了笑话。他希望巴金把日语学好，同时要继续写作，“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巴金很感谢鲁迅的鼓励。巴金曾经听说鲁迅要去日本休养，所以问他什么时候去，鲁迅笑笑，答道：“将来再说吧。”那天鲁迅还说起楼适夷等几个熟人被捕的情形，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
巴金和鲁迅的交往更多是在文稿方面。1935年8月，巴金回国后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鲁迅十分高兴和支持。当时黄源计划编一套《译文丛书》，但被生活书店所拒绝，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受了下来。9月15日《译文丛书》编委会在南京饭店请吃饭，巴金、鲁迅、茅盾、胡风、傅东华等都参加了，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他们一起商量翻译著作的出版问题。鲁迅得知文化生活出版社接受《译文丛书》，并且即将刊印他翻译的《死魂灵》时，非常高兴。那时巴金正着手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准备出16本，已经组到郑振铎、沈从文等10人的近作集，他对鲁迅说：“周先生，您也编一本集子给我们吧。”鲁迅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了几天，鲁迅让黄源告诉巴金，他的集子的书名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除已发表的几篇外，还有三四篇正准备写，待写好了，一起送来。那时鲁迅身体不大好，巴金估计得有一段时间。但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广告登了出来，说《文学丛刊》16本将在旧历年底前出齐。鲁迅见到广告，对黄源说，为了不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我得赶写。于是鲁迅焚膏继晷，在一个月内把《采薇》、《起死》等几个短篇全部写出，并编好了集子及时送去了。这件事情使巴金十分感动。后来巴金又向鲁迅约《文学丛刊》第四集的书稿，鲁迅也一口答应把散文集《夜记》给他。
通过共同的文学事业，巴金与鲁迅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巴金比鲁迅要小23岁，他十分敬重鲁迅，把鲁迅尊为师长，执弟子之礼。他敬重鲁迅的文才，敬重鲁迅的品格，并把鲁迅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学习鲁迅敢于讲真话，探索真理，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他还暗中学习鲁迅事无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鲁迅对巴金也极为器重，他与茅盾编选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把巴金的《将军》选入其中，并写了介绍文字：“《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现实主义）了。”这里的安那其主义即指无政府主义。1936年8月初，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针对攻击巴金的言论，指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卑劣？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鲁迅还对日本汉学家增田涉说过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可见，鲁迅对巴金的赞赏和呵护。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举国哀痛。巴金为中国失去一位伟大的作家，自己失去一位良师而悲恸不已。他接到噩耗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吊唁，并全力参加先生的治丧工作。鲁迅的灵柩停在万国殡仪馆，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哀悼，巴金和张天翼、黄源等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巴金连续两夜在此守灵。他站在先生的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慈祥的面颜，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潸然而下。他默默想着自己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恩泽，他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死去，怀疑自己在做梦。10月22日，巴金又参加送殡，在长长的送殡队伍里，巴金和张天翼、胡风、黄源等8位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的灵柩缓步前行，鲁迅的灵柩落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
巴金参加鲁迅丧仪
鲁迅逝世后，巴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人。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如《忆鲁迅先生》、《秋夜》等。1956年10月14日，鲁迅先生的墓从万国公墓迁至虹口公园，巴金参加了迁葬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巴金和金仲华把复制的“民族魂”旗帜献复在鲁迅的灵柩上面，并扶着灵柩送至虹口公园新的墓地。同年10月19日，上海隆重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巴金在会上致开幕词，他热情赞颂“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称鲁迅先生是青年的导师，“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1981年，巴金也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他对鲁迅的怀念也更加深邃了。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绝不忘记先生。”回眸自己的风雨人生，巴金感慨地说：“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此时巴金对鲁迅的敬爱之情，已经刻骨铭心了。
鲁迅墓前的鲁迅塑像
鲁迅逝世后，巴金又在文学道路上行进了70个年头。其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以鲁迅的人格和精神为榜样，践行着文学为人生的伟大理想。他写作了《家》、《春》、《秋》、《火》、《憩园》、《寒夜》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 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
在十年“文革”中，巴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被“四人帮”当作文艺界批斗的主要对象，抄家，进“牛棚”，挂了大牌子游街，全市电视批斗大会，下干校劳动......吃尽了苦，受尽了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仿佛进了阎王殿！”粉碎“四人帮”后，七十二岁的巴金劫后余生，重登文坛，又成为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不顾年老多病及种种干扰，以惊人的毅力写成了《随想录》五卷，共150 篇。在《随想录》中，巴金以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反省自我，反思民族，因此这是一部讲真话的书，是一位作家“一生的收支总账”，也是一部真诚的“忏悔录”。巴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随想录》的问世，再一次震撼了文坛，它画出了巴金生命中一道绚丽的晚霞。著名文艺评论家张光年说：“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巴金的《随想录》使人想起二十年代鲁迅的杂文，虽然二者历史背景不同，文章的风格也有差异，但是那种真诚、直面人生的态度，入木三分的剖析，却是一脉相承的。
巴金
《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的又一高峰。巴金也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愧是鲁迅的学生。
“五四”以来的文坛风云人物先后驾鹤西去，2005年10月17日巴金的病逝，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巴老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把巴金看作作家良知和真诚的代表，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几代文人和广大读者。巴金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与鲁迅一样，其作品、文品、人品将永远留存于世。明灯，将永远亮着！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