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徐光启（文定公）有一子（徐骥）五孙（长孙：尔觉，次孙：尔爵，三孙：尔斗，四孙：尔默，五孙：尔路）。现在的徐家汇光启公园墓园内，文定公以及吴夫人和长、二、三、四孙和其夫人一同合葬于此。
图1 家谱中文定公画像
图2 家谱中对墓园的描述
文定公的祖父和祖母合葬于肇嘉浜；父母亲和儿子徐骥夫妇、五孙尔路夫妇一起合葬于南市。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后两座墓阙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家是从三孙（尔斗）这条线嫡传而来。如果以文定公为第一代，则我就是第十三代；如以家谱为准上推五代，从竹轩府君起算，则我这处是第十八代（图3）。
图3 徐氏家谱三房支图
图4 徐氏家谱世系支图
我家先祖辈原一直居住在上海老城厢小南门外的双园地（街）（现为黄浦区的桑园街）。这里曾经是先祖文定公在上海农耕农作以及做农业试验的地方，加上文定公去世后崇祯帝所赐的土地（见图5地图的黄颜色部分）。我们这一支后裔就世代居住于此。
图5 我家这支祖先居住地（地图）
徐氏的他房后裔有的居住在徐家汇墓园周围，有的居住在南市的“九间楼”一带，后来有的转居到市郊或当时的租界里。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由于先祖的品行在先，所以“知书达理,德才兼备,奉公守法,礼貌正直”，是一条不成文的族规。文定公的后裔，一般学历较高，读书和行医的比例亦高，还有不少入教者，有的还很有名望，如文定公的四孙女甘第大夫人，“四房”一支的徐宗泽等等。后代子孙有不下几十人为庠生，也出了不少举人和进士。
我们“三房”这一支的祖先中也以读书和行医者居多。有两位是进士：第五代的学柄为康熙丙子年时举人，乙未年为会魁，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充；第七代的慰祖为乾隆甲午年举人，丁未年中进士。王谟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岁试入上庠十八名补增。上代可能为官者较多，所以我们这一支入教人数不多。
我祖父徐际云（号：式曾）（第十一代）自小学医，后成当地有一定名望的医生，以治疗相当凶险的疾病，如白喉、伤寒等病症见长。祖母沈秀莲又擅长操持家务，勤勉能干，加上颇多的房地产，所以家境尚好。由于我们这一支在徐氏后裔家族中辈分较高，加上曾有他房子孙出卖先祖地产而曾、祖父母又将其赎回等原因，因此族中的公产，包括文定公墓园、祠堂等一直是祖父为主掌管。祖父去世后，则由父亲徐海林（号：联杲）管理。
由于晚清及民国时期，战乱祸患不断，社会动荡，此种情况下要保管好这份家业也当属不易。但是，祖父母辈始终认为要对这一个家族和祖宗负责，所以，尽其能力在保管和操持着这样的一份祖业。父亲在这方面受到的熏陶很深。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在文定公原来进行农业试验的双园地（即现在的桑园街），祖父母筹款建造了二条全新的石库门里弄，内有几十幢新房，即“康衢东里”和“康衢西里”。除了自家居住外，将多余房屋全部出租，收入倒也丰厚。不料不久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机轰炸上海南市时房屋被毁，损失惨重。然而，先辈传下的重要文物如徐氏家谱、先祖辈的画像以及其他相关文物等均完好保存了下来。
据父母亲回忆，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许，曾有一个美国人要购买桑园街处的大片土地(属于三房的私产)，而且出价颇优，但祖父母等认为该土地是先辈祖宗传下的财产，不肯转让出手，这桩买卖也就耽搁了下来。后该土地上房屋被烧毁了，此人又来提及此桩买卖，结果仍被拒绝。此时，尽管家道中落，但是，祖母及父母亲认为家境再困难也不能出卖祖宗的土地。这些土地财产一直给保存了下来直到解放。
据父亲说，以前家族内每年或隔一二年总要召开会议，由各支有代表性的长者参加，一是看看族里有否添丁，有否需要上家谱的名单。当然，按照族规，即使是男丁如果有劣迹也是不能上家谱的。第二是财务预算方面，族内公产如祠堂等如发生损坏要维修等，其所有账目也都必须记录在公册上。第三，族里有人员为官、升迁也都是家谱中记录的内容。另外，有代表性的婚丧嫁娶也会记录在案。但是修家谱一事到民国时期已经停了，族内的活动也少了许多。
全国解放以后，全族的活动几乎停止，但亲戚们时常会走动往来，有时会带着小辈去祠堂看看，但是在移风易俗的倡导下，祭祀活动就完全没有了。我父亲徐海林大学毕业后，这时从事的是教育工作，是一位对历史和文学颇有研究的高级教师。他时常给我们小辈讲些先祖文定公的轶事，有时会拿出先祖的画像给我们讲些明朝的故事和知识。他说，文定公刚刚为官时穿戴的还是蓝袍，到后来，穿胸口绣着大大仙鹤的红袍，说明文定公已经官至一品。又讲了许多先祖为官清廉和忧国忧民的故事。他深明大义，约在1955年、1956年间，父母亲及祖母和族里其他子侄辈协商后决定将文定公墓园及周围土地、祠堂等祖传文物古迹捐献给国家。父母亲认为交给国家托管，重要的文物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也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事实证明父母亲的这个爱国举动是正确和明智的。
1962年上海市政府召开了纪念徐光启诞辰400周年的隆重活动，父亲被邀请参加。他又将世代保存着的徐氏家谱（全套八册）等捐献给了国家。这是一份具有很高历史及文献价值的文物，为有关部门研究徐光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父亲的这一系列的爱国举动，曾得到了当时上海市文物局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遗憾的是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经过先辈们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先祖画像、文房四宝等有着非常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及徐氏祠堂等悉数被毁；徐文定墓园也遭严重破坏。
文革后拨乱反正，1982年政府出资修缮了徐光启墓地，辟建了“南丹公园”。1983年上海市政府、政协、统战部等隆重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活动。并将“南丹公园”更名为“光启公园”。这时，父亲已经去世，我和三姐知仪代表母亲作为徐氏后裔代表参加了全程纪念活动（图6）。
图6 1983年在新落成的“光启公园”门口合影留念
记得当时上海市代市长汪道涵先生，人大主任李国豪先生，著名科学家苏步青、叶淑华等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对徐光启的学术思想和科学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市民向先祖徐光启学习，学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的科学作风，学习他那种放眼世界、不拘一格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这是“文革”以后首次举行的高规格、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国际上影响都非常之巨大。
先祖文定公在上海的遗迹很多，除了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园外，在南市乔家路（以前叫乔家浜）有他的旧居，俗称“九间楼”（图7）。
图7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1983 立碑
以前这里是先祖徐光启及其部分子孙居住地。日前，我前去寻根，走访了“九间楼”，才知道徐氏子孙基本已经搬迁。这幢砖木结构的建筑现已是“垂垂老矣”，但是可以推想，这幢建筑在当年一定相当气派，也证明一定是文定公去世后由后裔重建而成。走到房内，经介绍还依稀可辨明代建筑的痕迹：横梁和已砌的砖墙上，有木刻雕花痕迹，楼地板均为长宽板，地板櫊栅为圆木（这是明清建筑的特点之一）。一个现象有点奇特，住户说他们的地板（楼板）没有蜘蛛网和虫蛀现象，这在一般的老的木结构建筑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图8）。
图8 九间楼内景
“九间楼”斜对面的阜民路（就是现在的光启路）有文定公及徐氏祠堂。该祠堂是明崇祯年间建成，公元1878年（光绪四年）进行了重建（图9）。在文革中，祠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有祖先牌位均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祠堂清空后，一个街道工厂搬了进去，几十年后就成了现在的模样（图10）。
图9 重建后的文定公祠堂旧照
图10 原来的祠堂 现在是一街道工厂
南市还有“阁老坊”（图11），但这早已经消失。该坊所处位置，经过初考，应该是复兴东路和牌楼路口附近（图12）。
图11 南市阁老坊旧照
图12 阁老坊旧址现貌
很遗憾，先祖徐文定公在城南的许多遗迹，经过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动荡，加上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许多已经不复存在，仅存的业已面目全非或岌岌可危。然而，让我高兴的是，徐汇区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中华灿烂文明的传承，重视中西文化会通的意义。相关政府官员为此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原光启公园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论证，花巨资经过近二年的紧张设计施工，恢复了徐光启墓园原貌；成功迁建了“南春华堂”，并将其辟建为“徐光启纪念馆”；镌刻了拉丁文的墓志铭；铸造了“夜观天象”和“徐利谈道”等多尊铜像。这为后人纪念、学习徐光启创造了良好的软硬条件，也为上海保存历史风貌，宏扬中华优秀传统和传承悠久历史文化作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无论作为一个市民也好，一个徐氏后裔也好，均表示深深地感谢！我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历史、文化这种精神方面的需求将会有更高的追求，这些古迹、文物必将发挥出愈来愈大的作用，其影响也一定越来越深远。
（作者系徐光启第十三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