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钱币依附于以青铜器为大宗的金石类，是古玩业中的小类别，专题集藏者为数不多。明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逐渐对钱币收藏产生了兴趣。到了清代，钱币成了热门藏品。在从事收藏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对钱币的型制、文字、图型等进行研究，通过鉴定考证的方法说明货币的归属和作用，从而使钱币集藏提升到了学术的高度。1926年，南浔富商张叔驯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钱币收藏学术团体——古泉学社，并创刊《古泉杂志》。虽然古泉学社活动未能全面展开，《古泉杂志》仅出版了一期，但其首创之功不容抹灭。1936年，中国古泉学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该学会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时代、启人好尚之心”为宗旨，组织学术讨论会，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可惜时隔一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学会停止活动，刊物仅仅出版了五期。

　　1939年，钱币收藏家罗伯昭由重庆取道香港来上海定居。罗伯昭（1899—1976），名文炯，后署名伯昭，号沐园，斋名宝琼阁，四川巴县人，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商学院，获学士学位。后返回四川经营桐油贸易，曾受美国生利洋行之聘，创设渝万分行，任全川总经理，成为名震中国商界的“桐油二王”。罗伯昭自幼爱好古泉，经商获利后开始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尤其重视四川当地的钱币。在书画家和收藏家毛厚青的协助下，他重金收购了成都钱币大家杨介人的全部藏品，以及樊树材所藏的全部泥泉范。数年后，罗伯昭已成为西南地区藏泉首富，与上海的张叔驯、天津的方药雨并称为“南张北方巴蜀罗”。罗伯昭是一位学者型的钱币集藏家，早年曾在日本《货币》杂志上以“宝琼阁罗伯昭”的署名发表了《谈西王赏功钱》和《元丰重宝钱》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桐油是战略物资，但罗伯昭不愿意发国难财，宁可弃商隐居，以集藏、研究钱币为乐趣。

罗伯昭在鉴赏钱币

　　当时中国抗战烽火连天，但沪上租界藏家云集，宝物荟萃。来到上海后，罗伯昭如鱼得水，立即和丁福保、张叔驯、郑家相、王荫嘉、戴葆庭等发起筹建中国泉币学社。他以七万五千元美金的巨资买下了法租界巨泼莱斯路（今安福路）7号一栋三层花园洋房作为寓所，同时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场所。1940年5月，中国泉币学社宣告成立，原中国古泉学会会长丁福保，因其在钱币界崇高的声望被推举为社长，罗伯昭任副会长。同时，推举郑家相为总编辑，王荫嘉为校对，戴葆庭为会计员，筹备出版学术刊物。同年7月，由中国泉币学社编辑出版的《泉币》双月刊正式面世，成为当时沪上唯一研究钱币的专业性期刊。

《泉币》杂志（影印本）

　　中国泉币学社成立后，规定每周六午后四时至六时半，在巨泼莱斯路七号罗宅举行社友谈话例会。后因时局变故，自1942年第71次例会起，改为每两周一次例会。泉币学社的例会一直持续到1946年1月19日，前后共举行了179次，出席者最多时达二十余人。在会上，大家相互切磋钱币学问，讨论《泉币》期刊出版事宜，展示新得珍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有时，为了一枚有争议的钱币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不会伤及私人感情，例会不仅仅是泉友间交流研究心得的场所，更是大家增进情谊的平台。每次例会，均由出席人担任记录，详细记载了会议时间、出席人员、出品名目、议论中心、各人见解、例会决议、交易情况等。凡属珍品、佳品或存疑的钱币，均记录在案，并作拓留存。在泉币学社百次例会之际，曾邀集各地社友献拓藏泉一纸，汇成《泉币学社百次例会纪念》图集，以示纪念。除了以例会为形式的谈话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大家在一起聚餐，品泉论学。另外，学社还为年长的社友举行寿泉会。根据《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统计，自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共举行寿泉会活动10次，编辑《寿泉集拓》10篇。

《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影印本）

　　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无涉政治，在广大泉币界同仁的努力下，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学社成立不久，上海当地一家外侨钱币集藏组织西人泉币会即发来信函，要求加强联系。西人泉币会会长是奥地利人E.Kann，即著名的“中国硬币大王”耿爱德。他长期在华从事金融业，专攻近代中国金银币收藏。两家钱币集藏团体建立起联系后，一批外侨藏家开始参与中国泉币学社的集藏活动，耿爱德更是成了学社例会的常客。1941年，耿爱德和Dr.H.Hoene、W.Wieke正式加入中国泉币学社，成为普通会员。中国泉币学社与日本钱币界同行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自成立以来，不断有日本收藏家申请入社，位于东京的东洋货币协会和泉货学研究会更是成了《泉币》杂志的交换机构。1943年2月泉币学社百次例会之际，日本钱币收藏家塚本浩晴还特意寄来了“大元国宝”泉拓，以示庆祝。另外，作为租界内登记的刊物，每一期新出版的《泉币》还要分别送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特务部两份、法驻沪总领事署一份、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一份、法租界总巡捕房政事处卢美君一份。

　　按照《泉币学社章程》，社员分为甲、乙、丙三类，即年纳社费12元的赞助会员、年纳社费9元的特别会员和年纳社费6元的普通会员。泉币学社会员遍布各地，等到时机成熟，上海以外地区开始筹建分社组织。194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泉币学社北京分社第一次筹备会，戴葆庭代表学社参与其事。1943年2月，又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于3月7日正式成立北京分社。与此同时，王荫嘉等也在苏州积极活动，召集了苏州地区的社友谈话例会。此外，学社还曾与天津、江门、青岛等地泉友联络，筹备成立分社。随着中国泉币学社组织的不断壮大，在广大泉友的不懈努力下，掀起了集藏、研究钱币的高潮。

　　中国泉币学社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如果说举行例会、聚餐会、寿泉会，大家尚且乐在其中，那么编辑学术刊物则是一件费心费力之事。《泉币》毕竟属于学术型小众刊物，编辑发行主要依靠罗伯昭等社员的赞助。随着战事的发展，上海物价不断飞涨，纸张成本和印刷工费成倍增长，杂志已很难维持收支平衡。1940年7月创刊之际，《泉币》每册定价法币一元两角。到了1945年9月出版的第32期“胜利号”，每册价格已涨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千元。抗战胜利之后，学社决定《泉币》第33期定名为“光复号”，专考台湾、安南、高丽、东三省钱币。但因物价高涨，经费筹措困难，计划中的“光复号”未能出版，第32期“胜利号”竟成了“终刊号”。痛感于物价飞涨，罗伯昭曾在《泉币》杂志撰文：“民国卅四年春季以来，上海物价飞腾，现钞奇缺，中央储备银行于六月十一日增发伍千圆新钞，......自通货金额提高以后，分角票及壹圆伍圆券，逐渐淘汰，信手毁弃，而拾圆券除供乘电车外，别无他用。盖市用单位，早以百圆为最低额，而物价指数，较事变以前，米则五六万倍，黄金二万余倍，其他莫不在万倍以上，新钞既无限制，通货膨胀，钞值低落，任何人不能否认也。......储券对渝币法定换价，本为二对一，近则黑市反涨至五十倍，是其明证也。”由此可见，《泉币》杂志是被沉重的经济拖垮的。

　　1945年10月13日，第169次例会召开，公举陈仁涛为中国泉币学社第二届社长，罗伯昭连任副社长，丁福保转任名誉社员。陈仁涛接任后，泉币学社活动自170次例会起改在大上海路（今延安东路）160号六楼永兴地产公司举行。1946年春，陈仁涛全家迁居香港，泉社同人建议仍回罗宅举行例会，但罗伯昭因事将去重庆，于是中国泉币学社暂时停止了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泉币学社一度重新恢复活动。1950年7月2日至10月5日，在安福路7号罗宅连续举办了11次钱币专题讲座，分别由罗伯昭、郑家相、张季量、张果园、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担任主讲，并编印了手刻油印讲义。泉币学社的活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往昔，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这一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机构最为健全、活动最为正规的钱币收藏社团终于销声匿迹了。只留下罗宅这一见证中国泉币学社从建立到沉寂的历史建筑（安福路7号作为罗伯昭旧居于2007年被公布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