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近现代从一个地处东南沿海的小镇，迅速演变成一个令世人所瞩目的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探其原因，其间海派文化的形成和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徐汇作为萌生海派文化的策源地，在上海现代化进程中，海纳百川，中西交汇，人才辈出，名人汇聚，名人故宅林立。目前徐汇区已公布名人旧居84处，包括国家级1处、市级11处、区级13处、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9处；其中以名人名字命名的有33处，以住宅或路名命名的有51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汇聚上海百年风云的武康路。修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武康路，人杰地灵，被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故宅路”，有优秀历史建筑11处，于2011年6月11日入选由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武康路沿线有仿古典式、中西混合式、乡村别墅式、西班牙式、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等等上百种不同式样的住宅建筑。晚清、民国以及解放后的政界名人、工商巨头、文人墨客多汇聚于此。清末总理内阁大臣、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民国元勋黄兴（1874～1916），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1862～1938），原国民政府要人陈立夫（1900～2001）、陈果夫（1892～1951）兄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1903～1991），原国民党将领顾祝同（1893～1987），汉奸周佛海（1897～1948），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以及邓小平（1904～1997），陈毅（1901～1972），贺子珍（1909～1984）等政界名人曾居住于此；江南织绸业巨头、美亚织绸厂老板莫觞清（1871～1932），面粉大王孙多森（1867～1919）、孙多鑫（1865～1906）兄弟，“纺织巨头”、上海著名工商业者郭棣活（1904～1986），商界女杰董竹君（1900～1997），钢铁大王朱恒清（1902～1986）等工商巨头也留有在这里居住的身影；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张翼（1909～1983），电影艺术家郑君里（1911～1969）、赵丹（1915～1980)、孙道临（1921～2007）、王文娟（1926～）、吴茵（1909～1991）、秦怡（1922～）等文化名人也先后在此居住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这些名人故宅人事已非，但是，它们的存在，却成为上海近现代发展历程的物态见证，成为上海人民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必须要给予全面的、科学的保护。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

　　然而，保护又该如何进行呢？一般的保护思路，就是将这些名人故宅，按照世界通行的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和要求，原汁原味地修缮。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受重视的今天，这是不够全面、科学的。这是因为，名人故宅之所以闻名，之所以拥有价值而成为遗产，不仅仅在于故宅这些建筑物的物质价值，还包括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世间所流传的独特的人气声望——令人津津乐道的掌故、逸闻、轶事等文化记忆所构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建筑本身的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共同构成了双重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只有采取双重的立体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名人故宅全面、科学的保护。

　　比如位于太原路160号的太原别墅，曾是当年美国马歇尔将军居住的公馆。该建筑主楼、副楼及花园总面积为12680平方米，属于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的宫殿式花园洋房。建筑楼前碧绿的草坪上散置着几只雪白的藤椅和小圆桌，观之有一股浓浓的法国情调扑面而来。楼内最为别致的是主人卧室的浴池，它由红、绿、蓝、金各色马赛克一小块一小块地砌起来，精巧细腻，色彩斑斓。太原别墅是上海滩最豪华的花园洋房之一，堪称上海滩一绝，把它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尽心修复保护，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老上海居民的心底里，留有深刻记忆并口耳相传的，除了别具一格的建筑外，还有马歇尔将军在中国斡旋期间的各种逸闻趣事。

太原路160号太原别墅

　　名人故宅作为文化遗产，有的确实是宅、人齐名，但更多的不是因宅而名，而是因人而使宅出名：因为名人故宅承载着太多关于名人的口承记忆，构成了上海海派文化一道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线。我国各地过去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原则，将名人故居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是应该的；然而，又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其一，名人故居之不可移动之物——故居，有的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认定的故居标准；其二，居住在其间的名人之所以“出名”，不在于物——故居，而在于关于此位名人的逸闻趣事的口承记忆，即名人自身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社会的事件以及个人产生新闻效应的生活逸闻，这些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人类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淮海中路1843号，这是一栋带有德国建筑风格的花园住宅，据说为希腊富商委托德国人设计建造。该建筑为二层，混合结构，南立面有一弧形敞廊，上部为露台。屋面为黑红色中瓦，四坡形屋顶上，有半圆桶状伸出屋面的老虎窗，带有德国建筑风格；而局部伸出墙面的花台及露台铁制栏杆均有中国传统图案装饰。底楼为书房、客厅、餐厅，二楼作办公室、卧室用，钢窗、柚木门、柳木地板和护壁等室内装修很是雅致。屋前有宽敞的草坪，四周植有参天樟树六十余棵，终年苍翠繁盛。抗战胜利后，此宅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伪财产予以没收，以后多次易主。若论建筑本身，这幢历经波折、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花园洋房，并不是什么豪宅名园，在上海滩也不显眼，但这里却因曾住过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宋庆龄而引来无数人前来瞻仰。宋庆龄于1949年春入住淮海中路1843号，直至1981年去世，前后在此居住了三十余年。在这幢楼里，宋庆龄曾接待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待过朝鲜首相金日成、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等外国元首和贵宾，由此萌生并流传了许多逸闻佳话。据传，餐厅、客厅的地毯为毛泽东主席所赠，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年事渐高的宋庆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次不小心摔倒，结果造成手骨骨折；经过专家治疗，虽然接好了骨，但手腕骨突出，手臂无力。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将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全部铺上地毯，并作为主席送她的礼物。之后宋庆龄虽又多次摔倒，但因为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所幸均未造成严重后果。

观众排队等候参观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

　　从历史长河考察，名人故宅中，作为物的对象——故宅，特别是中国原有的以砖木结构为主的房屋，由于建筑材质、历代战火等因素，一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大多遭到或自然或人为的毁坏。唐诗三百首中有一名篇《行宫》，为当时著名诗人元稹书写：寥落古行宫，空话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行宫”早已灰飞烟灭，但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艳闻情事，至今还在神州大地甚至东瀛日本流传。

　　同样，被誉为海派文化奠基人的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据相关史料记载曾在肇嘉浜和法华泾、漕河泾三水会合处建有农庄别墅，并在此从事农业实验，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定居并繁衍生息，“徐家汇”由此得名。时至今日，除了“徐家汇”地名以及有关徐光启的种种传闻，徐氏名人的原有故居已不见踪影，倒是口耳相传、不脱离民众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有着更强的生命活力。

　　所以，无论是理论或实践、历史或现实，人们在保护名人故宅物质遗产的同时，必须同时保护名人的口承记忆遗产。徐汇区在保护沪上名人故宅的同时，成功申报并实施“沪上闻人名宅掌故与口碑”的保护，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保护，开创了名人故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鲜经验。

　　“沪上闻人名宅掌故与口碑”，内容包括近代上海的文人、政治家等社会各领域的闻人故事传说，它以名宅为载体，讲述着流传的一个个关于名宅主人的故事，以及近代上海的社会历史事件等，涵盖上海百年文明史，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生动写照。这些反映上海历史和印象的口承记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海派文化涂上了神秘多姿的色彩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百年老路武康路，两边的每一幢作为历史文物的老洋房，除了它的建筑遗产外，在老上海口耳相传的说道中，还有一个个口头传承的引人入胜的故事遗产。如武康路393号，是民国革命先驱黄兴的旧居，孙中山曾多次借宿这里与其商议革命；位于武康路与湖南路路口的湖南别墅，先为周佛海私宅，解放后陈毅、邓小平在这里暂住过，贺子珍也在此隐居了20多年；位于武康路280弄的世界小学，前身为上海世界学校，荣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高锟曾就读于此。

武康路393号黄兴旧居

湖南路262号湖南别墅

　　名人故宅的逸闻趣事，反映了近代上海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演绎得更加生动形象。如《武康路上的唐绍仪故居》，就是以民间流传的故事形式讲述唐绍仪被刺这一历史悬案。

　　名人故宅就是这样的文化双遗产，如此其保护理所当然也就不能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双向合一的、立体的，即同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个法律文本的要求和原则进行保护，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更要注重整体性、科学性保护。这样的保护理念和相关经验相见甚少，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我们应该敢于探索，敢于实践。

　　徐汇区文化局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在保护故居的同时，也在保护名人的口承记忆，并已取得不小成绩，希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突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