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7日是我国文坛巨匠巴金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五四”以来的文坛风云人物先后驾鹤西去，巴老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把巴金看作作家良知和真诚的代表，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几代文学人和广大读者。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之久，然而巴老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的耳边和眼前，他的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依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
巴金像
一、从《灭亡》到《家》、《春》、《秋》
巴金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少年时即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他与三哥冲破家庭束缚到上海、南京求学。为了向西方寻求真理，1927年他又去了法国，旅居于巴黎和沙城。1928年他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杜大心追求光明、勇于牺牲的精神。文稿寄到上海，受《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的赏识，1929年得以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载。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来到人文荟萃的上海，如鱼得水。他一方面担任世界语学会教员和自由书店编辑，一方面辛勤笔耕，在短短几年中推出了《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等一批小说作品。巴金在法国留学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然而回到国内，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身边奔腾，这在他的内心构成了矛盾。《新生》、《爱情三部曲》等描写军阀统治下青年知识分子反抗黑暗现实的活动，虽然主人公往往狂热偏激、脱离群众，但是他们追求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颇能激发当时青年反帝反封建的热情，因此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31年巴金写成了《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这部长篇小说于1931年在上海《时报》连载，1933年出版，是巴金的主要代表作。它描写了四川一个封建豪门所发生的种种矛盾和故事：“五四”浪潮已经波及这片闭塞的内地，高家面临着分崩离析，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压制一切新的事物，对青年残酷地戕害。大哥觉新逆来顺受，明明爱着梅表妹，但还是接受了瑞珏。高家出现了一幕幕悲剧，梅悒郁而死，鸣凤投河自尽，婉儿被逼出嫁。但这些并不能完全窒息青年人的理想，觉慧像一颗带着尾光的彗星在高家升起，他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此外，小说还塑造了觉民、琴等青年形象。之后，巴金又推出了《春》和《秋》。这部《激流三部曲》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像一股激流一样激荡了几代青年的心灵。后来这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改编成话剧或拍成电影，因此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在法国、日本、前苏联等国风行。
抗日战争时期，巴金又写了《火》、《憩园》、《寒夜》等著名作品，这位多产作家不断以自己的新作，以自己的真诚和热忱来感染青年读者。
二、与萧珊相濡以沫数十年
巴金在小说里写过许多个悲喜交织的爱情故事，然而可能是因为写作太过投入，或是缘分未到，他的爱情似乎姗姗来迟。直到1936年初，一位年轻姑娘才闯入他的生活。这位姑娘就是萧珊，原名陈蕴珍，当时是上海爱国女中的高中生。她出于对巴金的崇敬，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谈巴金的作品，谈自己的心情。巴金起初只是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给她回信。这样大概过了半年光景，8月的一天，萧珊大胆地在信中约请巴金见面，并夹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就这样他们在新雅饭店第一次见面，巴金见到的是一位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梳着学生头、一身学生装束的热情姑娘。萧珊看着巴金说：“李先生，你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辞令的巴金回答：“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啊！”巴金很喜欢这个热情的姑娘。这时巴金三十二岁，萧珊十八岁。
巴金和萧珊恋爱了八年之久，1944年5月，他们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旅行结婚，既没有办仪式，也没有摆酒席，只印发了一个“通知”。三天后，他们回到重庆，文化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的一间小房间，就是他们的新家。长年在外飘泊的巴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虽然此后巴金仍要四处奔波，但身边多了一个知心的伴侣。于是家成了巴金深深眷恋的所在，他说：“我到处跑来跑去，其实我最不愿意离开家。”
巴金和萧珊在上海安置的家——武康路113号（沈鸿鑫摄）
巴金和萧珊相濡以沫数十年。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巴金忙于工作，萧珊不仅操持家务，而且还到《上海文学》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义务编辑。萧珊把巴金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对巴金说：“在我的生活里，你是多么重要，你永远是我的偶像。”三十多年来，萧珊一直称巴金为“李先生”。
“文革”时期，巴金惨遭批斗，萧珊千方百计地保护巴金，为他分担忧患。作为巴金的妻子，萧珊同样受到不公的待遇，1972年萧珊患了肠癌，并已转移到肝脏，被送到中山医院时已经晚了，手术后她只活了五天就与世长辞了。
萧珊的死使巴金陷入极度的悲痛，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巴金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后来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后来巴金把萧珊的骨灰盒领回来，一直安放在自己的寝室里，他说这样能“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三、从春风秋雨中走过
巴金写了许多作品，大部分写的是旧社会的黑暗，而他写这些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因此当新中国成立真正迎来黎明时，巴金感到莫大的欣喜。他立即充满热情地投入了新的生活：他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主持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作；他出国访问，还两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他也充满热情地抒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用他“写惯痛苦和哀愁的笔来歌颂人民的欢乐和胜利”。他撰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团圆》（后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等；还撰写了描写异国见闻、中外友谊的《富士山和樱花》、《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向着祖国的心》等散文。其中，《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记述了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会见彭司令员的情景，生动地刻画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坚定自信、亲切诚恳、平易近人的鲜明形象；《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则由一张照片回忆在日本一家旅馆里听小说家吉佐和子讲述原子弹罪恶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世界和平的向往。这些都成为解放后散文中的名篇。
然而，文艺界不时出现的“左”的思潮，使巴金处于困惑和尴尬的境地。巴金一向不想“做官”，但他毕竟是文艺界的一个头儿，所以他的表态、讲话必须注意与上面一致；但一向真诚的巴金又常常忍不住要说出自己心里的真话。他写的《观众的声音》对戏曲改革中某些做法提出异议，希望他们尊重观众的发言权；《笔下留情》对某些出版社、报刊的编辑乱改作者作品的作风提出了批评；《独立思考》描绘了某些打棍子的人“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一批应声虫”；《恰到好处》则直接与姚文元商榷，指出他要求所谓批评要恰到好处，实则是抵销了“百家争鸣”；那篇著名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更是尖锐地指出“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的少数人，他们到处去找那些‘犯错误的人’”，“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因此巴金要求自己和其他作家要鼓起充分的勇气，摆脱恐惧，以作家的责任感写出有创造性的作品来。
正因为这些言论，“反右”时巴金差点儿遭殃，多亏有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保护才幸免于难。1958年，巴金又因《法斯特的悲剧》一文遭到批判。到了“文革”，巴金当然难逃浩劫，成了文艺界批斗的主要对象，吃尽了苦，受尽了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仿佛进了阎王殿”！
四、《随想录》和现代文学馆
粉碎“四人帮”后，七十二岁的巴金劫后余生，重登文坛，又成为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晚年，他虽然体弱多病，却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写作和出版了五卷《随想录》；二是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两件事构成了巴金生命中一道绚丽的晚霞。
《随想录》的写作始于1978年12月，开篇之作是《谈<望乡>》，巴金提出了如何打破思想禁锢、如何培养青年的问题。从这时到1986年8月的七八年时间里，巴金不顾年老多病及种种干扰，写成了《随想录》五卷，共150篇。这是一部讲真话的书，是一位作家“一生的收支总账”，也是一部真诚的忏悔录。巴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在《随想录》里有好几篇专门谈讲真话的问题，巴金对自己在“文革”十年中说违心话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他还在文章中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我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他说，作家讲真话，就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写作与生活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文革”博物馆》也是《随想录》里极其著名的篇章，巴金在文章里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是把十年浩劫的实证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不忘历史的教训，防止“文革”那样的历史重演。
《随想录》的问世，再次震撼了文坛。著名文艺评论家张光年说：“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随想录》使我们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的杂文，虽然二者历史背景不同，风格也有差异，但是那种真诚、直面人生的态度和入木三分的剖析，却是一脉相通的。巴金不愧是鲁迅的学生。《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的又一高峰。
1981年巴金在《现代文学资料馆》一文中提出想“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为的是给后人保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还谈了建立文学馆的大致设想。巴金不向文学界的朋友们发出倡议和呼吁，自己则身体力行，捐出稿费20多万元人民币和300万日元，还捐赠了自己的手稿、书信和7000多册图书。在作家们的热情支持下，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关怀、帮助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开馆，巴金亲自到北京出席开馆典礼。2000年5月，建于北京的文学馆新馆又正式开放，巴金虽然因病而未能前往，但他的一桩心愿已经实现。文学馆的每一扇大门都嵌有巴金的手印，说明是巴金引领着人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
巴金晚年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始终心系千百万读者，始终心系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他深情地说过：“我是靠读者养活的，没有读者看我的书，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所以他要把心交给读者。另外，他每年都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工程”捐款。就在2005年年初，他还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向红十字会捐款6万元，逝世前的9月13日又捐给“希望工程”2万元。人们无不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火热爱心所感动。
上海作家、读者送别巴金（沈鸿鑫摄）
巴老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巴老的作品、文品、人品将永远留存于世。巴老这盏明灯依然亮着，并将永远亮着！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