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6月份，永嘉路623号作为顾毓琇旧居被徐汇区文化局公布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月14日，正值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顾毓琇旧居”揭牌仪式在永嘉路623号举行，我作为顾毓琇家人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仪式。

与家人在永嘉路623号顾毓琇旧居前合影

　　我的父亲顾毓琇先生（1902～2002），生于江苏无锡，童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5年未满13岁便考进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1923年到美国公费留学，花了不到5年的时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1929年27岁时学成回国，开始了漫长的教授生涯，先后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担任教授、主任、院长、所长等职。即便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行政职务期间，也未放弃专业，一直兼任大学教授，并亲自为学生讲课。他一贯主张文理并重、理工并重，自己兼好文艺，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人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集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佛学家于一身”。1949年后侨居海外，但一直挂念祖国，从1973年起，他先后八次回大陆访问和讲学，并担任了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为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父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儿女居住在永嘉路623号。再次来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千，这里不仅有我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更有关于青春与信仰的热血回忆。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全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当时我父亲在重庆正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急于回上海与阔别八年的老母团聚，辞去了校长之职，不料在辞职获准的同时，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到南京紫金山参加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典礼（9月9日）后，父亲回到上海，先是陪伴我的祖母住在我大伯父顾毓琦先生家，后来“顶”下了永嘉路623号房屋（所谓“顶”，大概是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房产权）。我的母亲王婉靖夫人带着六个子女，于10月份从重庆乘船也回到了上海，全家住进了永嘉路623号。

　　当年的永嘉路623号，从弄堂进去，一楼是较大的客厅，客厅西边是餐厅，有小门通向厨房，厨房外面有一个小院，靠永嘉路有小门；一楼朝北的一小间是我父亲的书房，书房外沿马路有个车库，有门通向永嘉路。一楼房间南边是花园，有一块草坪，三面靠围墙有几棵树，阳台下有一排冬青。二楼朝南有两间各带卫生间的卧室，东边一间是我父母的卧室，西边一间由年幼的三弟慰华、四弟慰中居住（有需要时也可以作为客房），这两间房南面有相通的阳台。二楼北边的房间，由我和哥哥慰连居住。三楼是所谓的“假三层”，一间大房间由保姆阿兰带我大妹慰文和最小的妹妹慰民居住，这间房边上有两间贮藏室。

永嘉路623号南立面

　　回上海不久，父亲送我们五个儿女都进了南洋模范中学和附小，小妹只有一岁，没有读书。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著名的私立学校，教学质量优良，校风也很好。我在这所学校从初三到高中毕业，不到四年，对我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南模老师们的水平都很高，功课不轻，但并不特别紧张，上课时只要真正听懂了，一般就能记得住，下课后做好老师指定的作业，考试前稍加复习，就能取得好成绩。因此我和同学们课余还有较多的时间看小说和报刊杂志、听音乐、看电影、打桥牌、踢小皮球，假日还能结伴去郊外游玩，以至后来参加学生运动。

三

　　我成长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知道几百年前江东顾氏先贤顾炎武先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昭示后人。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弟从小养成了读书看报、关心时事的习惯。永嘉路623号父亲的书房里各种各样的图书很多，家里订阅的报刊也不少，我看了许多进步小说，从中受益，也从报刊上知道世事并不太平。1946年昆明传来了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教授和李公朴先生被特务暗杀的消息。我父亲和闻一多是清华同学和好友，他在公开发表的《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中称闻一多“真是中华民族的忠实斗士”。由此我对国民党由失望、不满到仇恨。

　　从1946年开始，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我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起初的活动表面上看没什么政治色彩，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领导。1946年1月，上海60多所大中学校发动了帮助清寒同学的助学运动，南模中学100多人参加，我是初三下学期学生中的一个积极分子。4月，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发动“教师运动”，我也积极参加了上街义卖募捐，推销“尊师章”和印制精美的“尊师券”。6月，上海数千学生在天蟾舞台举行了庆祝尊师劝募联欢大会，会上提出了“追求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解决教育危机”等口号，南模学校内也开展了“反内战，要和平”的宣传，使我感到这些活动有了政治内容。暑假后，我升入高中一年级，通过同住一室的哥哥，接触到一些一般看不到的进步书刊，记得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使我更多地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也知道有马恩列斯和共产国际，思想逐渐“左倾”。

　　1946年初父亲给我们兄弟买了一台性能比较好的收音机，我们起初只是收听新闻、音乐，后来哥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解放区延安电台的短波频率，每天晚上收听延安可供记录的广播。我们最初只是笔录，以后哥哥又从外面拿回蜡纸、钢板、手推油印机等工具，我们开始油印广播内容和传单，由他带出去。哥哥说做这种事有被杀头的危险，要绝对保密，所以我对最要好的同学也没透露。我们的慈母觉得我们兄弟的表现多少有些异常，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坏事，给我们自由，从不干涉。

　　1947年5月，全国各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蓬勃展开，南京发生“五•二〇” 血案。交大同学来南模宣传，南模学生自活会积极配合，动员同学签名抗议，全校罢课两天。在这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运动中，我也是一个积极分子。

　　暑假后，我进入高中二年级。同班同学谢绍申和我分别串联了16名同学组织了“三益社”，起初有的社员主张不谈政治，但外面社会的环境、国家的命运，使我们不能不关心和讨论。起初多数同学认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见得好，以后不少社员相信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到解放前，有半成员参加了地下党。我们还出版了油印小报《团结报》，由我担任“总编辑”，销路不错。这张小报曾引起学校隔壁警察局的注意，还派人调查过。

　　12月，“救饥救寒”运动在全市大中学校展开，谢绍申约我一起到贫民区访问，十里洋场上海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棚户里的苦难生活使我深感震惊。回来后我以“小波”为笔名写了一篇《贫民区访问记》，并写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内的壁报栏内，引起了师生们注意。我们还在教室内出了壁报，组织同学学唱“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等歌曲，又开展了募捐寒衣的活动。运动结束后，男模学生自治会联络校方借交大体育馆开了庆功大会，结果开成了“反饥饿反迫害”大会，而对我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四

　　转眼到了1948年，4月份上海学联发动各校组织同学到杭州春游，南模大约有300人参加。我们白天分组结伴游玩各个景点，晚上住在浙江大学的教室里。最后一天晚上，南模同学与浙大同学开了萤火联欢晚会，那时浙大学生于子三刚被国民党杀害不久，浙大同学控诉了反动派的罪行，晚会穿插了悼念烈士的节目。这次春游活动，为南模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红五月”22日，上海102所大中学校学生一万五千人在交大体育场举行了“五·二〇”一周年纪念会，随后又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我参加这些活动，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常感热血沸腾。5月底，谢绍申突然来到我家，说因为搞学生运动“暴露”，家里限制他的自由，他决定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在接上关系前要住在比较安全的我家，于是他与我同吃同住直到后来去了解放区。7月，南模中学全校性的秘密组织“南模学联”（实际上是党支部的外围组织）成立，包括我在内有成员十多名。

　　这年暑假，我哥哥高中毕业考进了私立光华大学经济系（他没有报考国立大学使父母和我都感到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已参加地下党，组织上要他进到地下党力量薄弱的光华大学），开学后住在学校。我的大姨母和大表姐许璟住进了原来我和哥哥住的房间（49年初迁出），我则住到了二楼的一间“亭子间”。这间亭子间平时不大使用，面积不大，可以放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几把椅子，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永嘉路马路，室外有门与二楼其它房间隔开，有小楼梯通往一楼。这样我有了一个人的“小天地”，住到上海解放。

　　暑假后我进入高中三年级。我们在原“三益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学习社”，又组织《团结报》的原班人马出版了《学习周刊》。这时有王念清来到我们班上，他平时少言寡语，私下言谈“左倾”，却主动与我亲近，带我到交大找一位工友将我们的《学习周刊》用速印机油印。春节前他对我说可以与我一起向解放区申请参加共产党，要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时共产党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有了崇高的威信，于是我连夜写了报告交王念清上报。不久他通知我说申请入党已被批准，上级很快会找跟我联系。过春节时，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接关系，想不到党组织的代表是同年级丙班的同学王纯亨！我的同桌周通也由王念清介绍入了党。不久，在我住的亭子间里，王纯亨为我和周通主持了入党宣誓，张效俊（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男中区私立大型中学区委书记，为了工作插进南模高三丙班，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代表上级党组织来监誓。

五

　　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接着是淮海战役胜利，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上海地下党决定“大发展”。4月份，经组织批准，我和周通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班上的党员多了，组织上要我们成立党小组，由我担任组长。与此同时，49届甲班和丙班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上级决定成立南模地下党高三分支部，书记还是王纯亨，我和甲班的唐孝威、丙班的李道豫为分支部委员。解放前我们分支部共有地下党员31人，占男中部49届三个班185名学生的16.7％，其中我们乙班有党员11人。4月底，也是在我住的亭子间里，由我主持了新党员的入党宣誓，王纯亨监誓。我们党小组的活动也是在这间亭子间进行，我们分支委有时也在这里开会。在发展党员的同时，上海地下党又决定成立秘密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地下党员都是“新青联”的成员。

　　3月10日， 在南京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的父亲气管炎严重发作，体温极高，回上海由他的大哥（名医）治疗。这时他已决定不离开上海，说自己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冤仇，共产党来了他可以回学校教书。但5月初蒋介石派“要员”到永嘉路623号来，“勒令”我父亲去台湾，否则给予“制裁”。无奈之下，他临时决定匆匆乘船去台。临走时没有对我们子女透露一点风声，动身那天上午大妹先回到家，知道父母要走，逃了出去（解放后我才知道大妹也已入党）。我和哥哥中午才回家，得知后立即对父母表示我们不走，但因为大妹出走，我母亲正在哭喊，送行的亲戚们劝说我们送父母到台湾后再回来。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我和哥哥只能同父母和弟弟妹妹一起上了船。父亲说他到台湾是为了辞职，以后打算去美国教书，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台湾多留，可以先送我们到美国留学。我们坚决表示要马上回上海，吵闹不止。经过彻夜“谈判”，父母只能同意我们离台。那时台湾和上海同属国统区，来去自由，父亲亲自送我们到机场，买了机票送我们上飞机。回上海后我又立即照常上学和积极工作。

　　4月底到5月，上海地下党在全市组织了秘密的人民保安队，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军。南模成立人民保安队大队，我所在的高三乙班组成中队，组织上命我为中队长。后来上级又指令我们中队为区直属人民宣传队，我又同时成为人民宣传队队长。我们组织队员学习宣传材料，还学唱革命歌曲，学跳秧歌舞。

　　临近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地下党员穆汉雄、史霄文、王孝和烈士遇难，白色恐怖笼罩全市。这时组织上通知我，有地下党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是交大地下党总支）处于危急状态，要进驻永嘉路623号，他们进来后我不能同他们接触，要绝对保密。于是保姆阿兰和大妹让出了楼上的房间住到楼下，我们住亭子间但从后门进出。住进永嘉路623号的地下党同志吃住都在这个房子里，我大妹和阿兰曾予照顾，上海解放后撤走。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们南模地下党员、新青联成员和人民保安队队员立即到学校集合，带起了红袖章，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慰问露宿街头的解放军，帮助维持治安。7月7日，上海市委领导全市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南模同学准备了标语、彩旗，练习了歌曲。我作为区直属人民宣传队队长，找上级领回了有司机的卡车、锣鼓、彩旗、横幅、喇叭筒和许多铅印的传单，清晨从学校出发，一整天走遍了市区的许多大街小巷。

　　这年夏天我正好高中毕业，6月底王纯亨通知我，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去工作。那时各方面急需干部，华东局组织部决定从上海大中学校抽调几名地下党员，条件是支部委员以上、文笔较好、表现积极的同志，经审查选中了我，“七·七”大游行后就去报到。这个通知当时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能够到党在华东的最高机关去工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应该高兴，但我的志愿是报考大学，学习工程知识，从来没有想过“脱产”从政。思想不通，但懂得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我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报到，那时党政机关非常精干，包括我们这些“小年青”一共只有30多人，老同志对我们都很好，使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实行双休制，只有星期天休息，我可以在星期天晚上回到永嘉路623号同阿兰和大妹住在一起。

六

　　父母离开上海时，将永嘉路623号这个房子托付给保姆阿兰照管。解放后不久，哥哥和我曾经联名向上海市军管会写了报告，说永嘉路623号顾毓琇的房子是“敌产”，请求政府没收，还有一辆私人汽车也应该充公。军管会来人对我们说，顾毓琇不是“战犯”，这个房子也不能作为敌产，应该保持原样；停在车库里的小汽车后来则被人拖走。楼下的房间解放后空着，我大伯父让他和我父亲的表弟王峥嵘一家住了进来，大概住了两年左右。

　　1951年我参加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的工作组到工厂蹲点，搞民主改革典型试验，接着是镇反、三反五反，还在工厂党委兼任党委秘书和车间支部书记，工作很忙，周末也很少回家。1953年我又主动申请带队支援西北基地建设（在西北31年，1984年才因工作需要调回上海），对永嘉路623号房子的情况没有再过问。在我的记忆中，听大妹和阿兰姆妈讲过，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政府从资本家（业主）手中收为公房（怎样成为现在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我父母都非常喜欢字画，原来家里收藏了不少宝贵的字画，房屋迁出时阿兰姆妈分别送到我伯父和姑母家保存。60年代初我回上海去伯父家时还看过这些字画，想不到不久发生了十年动乱，这些文物（以及在我姑母家的）都被造反派洗劫一空。我不大懂字画，使我最感可惜的是冯玉祥将军写给我的字。1944年秋冯玉祥先生被我父亲请到重庆中央大学演讲，中午到我家吃饭，他即兴写字作画，画的是一个农夫和耕牛，题字“耕者不能有其田，自问实在愧对你”，还写了一副对联。我见到这位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布袍的老将军，非常敬佩，大胆找了一张纸请他题字，他欣然写了“慰庆先生  立志救国  冯玉祥”。那时我才12岁，被称为“先生”，非常兴奋。我母亲给这幅字配了镜框，抗战胜利后带回上海一直挂着，想不到文革中也没有幸存。冯玉祥勉励我“立志救国”，使我一直铭记在心。

　　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弟弟妹妹和其他亲戚朋友回上海时，找到永嘉路623号，只能在外面看看，照几张相片。它的许多故事，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幸好这些房子至今还在，更为欣慰的是它已被公布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以后便能更好地保存下来了。

（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