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见过这样一帧行草横幅：“天下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则可以处世矣。”
过目之后，竟至难忘，虽作者未明，却记住了书写者的名字：白蕉。
位于徐汇区岳阳路上的上海中国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白蕉参与筹建且长期供职的地方。早在1956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倡议并报最高国务会议批准，新中国最早的两座国家级艺术重镇之一——上海中国画院（另一家为北京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的时候，白蕉即与唐云、潘天寿、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等大腕一起，出任十委员之一，并兼秘书长。经过长达四年的孕育孵化，直到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始得破壳，终于挂牌成立，由此开始了它厚重而坎坷的历程。而白蕉本人，上海最具盛名的一代书画家，在画院尚未建成时，即陷入逆境，从此开始了顺逆交替、逆大于顺的蹉跎人生，直至撒手人寰。
（一）
白蕉生于1907年，时为清末；卒于1969年，“文革”正酣。在其不算太长的人生中，跨晚清、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境遇曲折，祸福相依。
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羊年）九月二十八日（西历11月3日），白蕉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一个世代行医的书香门第，至今，该镇还存有他的两处故居和若干远亲。张堰一带秦汉时属古华亭辖治，元代以后华亭隶属松江府，别称云间、茸城、谷水等，因而当地文儒多以云间为籍，白蕉亦常以“云间白蕉”自署。
白蕉本姓何，名馥，又名治法，字旭如，小名桔馨，别署复翁、复生、云间下士、无闻子、虚室生、不入不出翁等，但最常使用的还是白蕉，历时也最久。
民国肇始，白蕉5岁，对此前的晚清，木知木觉，对新开的纪元，也是懵懂一片。1919年，白蕉12岁，意识日渐抬头，思想悄然勃发。正逢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新文化纵横四海，中国的政治大佬们手足无措，先失了分寸，陷入大面积混乱。这种时候，最适合处于叛逆期的学子冲锋陷阵。白蕉的少年热血被点沸，积极投身大时代风潮。
1923年，刚满16岁的白蕉离开故乡，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求学，先入海澜英语专修学校，几年后又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其间，白蕉放弃“何馥”，改唤“白蕉”。至于个中原因，多年来圈内猜测不断，比较权威的说法有两种。一为郑逸梅先生所言：“一则白蕉二字很潇洒有致，冠上何姓，便觉得不那么自然有风度了，况其时社会上有此习惯，如画家刘海粟，一度废去刘姓，而仅称海粟。此外别有一原因，他思想新，反对旧礼教，他的堂上双亲，生在旧社会，一切思想认识都脱不了旧的框框，他便来沪，较少归家，弃姓不用，带些革命反抗精神。”二为白蕉的学生蒋炳昌、奚吉平先生所述：白蕉青年时在上海与同乡女同学堕入情网，不能自拔，且有白头之约。当时，封建礼教势头强劲，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非常计较门当户对，女同学家是外来暴发户，白蕉家是书香门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双方家长均竭力反对。“一日约会，女同学送其一朵白色美人蕉，像空中飞动的白蝶，他灵机一动，从此废名姓，改称白蕉……”后经白蕉夫人金学仪先生证实，第二种说法符合事实。但郑逸梅的第一种说法，虽属揣度，却符合一般小资趋附风雅、激进脱俗的心态，也蛮契合白蕉的审美情趣。
时为1926年，白蕉虚龄20，正当怀春之际，生理的成熟催发着精神的飞扬，每天都有无尽的情愫波涌浪翻，需要一个出口喷泻，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写诗——不是那种平仄对仗的旧体诗，而是正当流行的白话诗。澎湃的思绪需要无羁的形式来承载，这种错落参差的分行文字，书写自由，最能迎合一般少男少女的心理需求。而“白蕉”二字，其中不仅有色彩的纯净无瑕，且兼具蕉风椰雨的南国风情，闻之有热带雨丝沙沙扑面的感觉，雅致风流，实为白蕉之流小布尔乔亚的最爱。以至这位本名何馥的年青人，将艺名、诗名、姓名一概贯以“白蕉”，从此不再有旁骛，就连新出的诗集也以《白蕉》命名。同年，他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了徐悲鸿。也是这一年，白蕉高起点迈入书坛，和于右任共同书就的行楷长卷一经面世，即博得圈内一片赞誉之声。
青年白蕉
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租界，执教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郭晴湖、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第二年，他与挚友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杯水”者，力量微薄也，寓意即使微薄之力也要为危亡的民族竭尽担当。1940年，白蕉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头角展露，一时好评如潮。王蘧常曾以诗赞：“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此后白蕉书艺日贵，名望愈重。1941年，白蕉与数年前馈赠其白色美人蕉的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中堂一幅，题曰《双青毛竹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书法大成》出版，书中草书范例为白蕉所书。同年，为促进扫盲，白蕉与邓散木合著《钢笔字范》，传播甚广。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接受县委邀请，登台作土改动员报告，显示出他对人民政府的极大信任和积极的进步意向。
柳亚子回国后，特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考察。行程结束，柳亚子给他写信，并附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蕉去华东局工作，但孤傲的白蕉视攀附为耻，拒绝将附信寄出。
1953年7月，白蕉为陆俨少《山水扇面》题背。是年秋，赴京开会，经徐悲鸿引荐，白蕉登门拜访齐白石先生。白石老欣悉来者白蕉，遂以蕉命题，即兴泼墨，当场挥就《芭蕉图》相赠。其间，白蕉逗留徐府一周，临行，徐悲鸿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告辞世，年仅53岁，白蕉惊愕万状，赋诗悲悼，寄存在京城友人艾青处，嘱其交治丧委员会。
1955年春三月，白蕉与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等名流共赴杭州，为又一位大师级人物黄宾虹送殡，深哀低鸣，三日间赋悼诗四首。
1956年10月，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白蕉为筹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不料转过年去，即被打成右派。直接的诱因，据故旧回忆，乃大鸣大放开始后白蕉在《解放日报》发文呼吁《要重视书法和金石篆刻》，批评某些领导“没有足够重视祖国传统书法艺术，研究书法的团体不如日本多”；还讥嘲不少中国书法家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尚不如日本人，“吾道其东乎”？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并猛追，今后这门传统的文化岂不要向日本人学习了？此文一出，惹恼一片，白蕉6月即被定谳“右派”，下放画院图书馆。
被打入另册以后，白蕉变得一语不发。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卒，享年95岁，白蕉无限悲伤，有感于自己被逐出“人民”的圈子，遂连夜赶写《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字里行间，他伤与自伤交织，悼人与悼己扑朔，惟“人民”二字念兹在兹。噤若寒蝉的白蕉从此不敢放喉，书法内容骤然转调，努力向时政靠拢。1958年，与方去疾书《杂书高尔基语、郭沫若诗、民歌及毛主席语成扇》。1959年，白蕉为国庆十周年作《颂人民公社诗》及《节日夜游》等。
1961年，白蕉的“右派”帽子终于摘除。这使他如获大赦，感恩戴德，工作热情和创作热情陡然高涨，书艺臻于颠峰。次年，与任政一起，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等普及中国书法，在沈尹默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掌教鞭。其后数年，佳构迭现。有作于1963年的行草手卷《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写兰旧句》，行书立轴《花农颂》等。还有作于1964年夏天的草书扇面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重阳》，以及《北戴河》（斗方）、《为女民兵题照》（斗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斗方）等一大批作品。
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嗣后出版的《书法十讲》就是他认真备课的产物），重新获得了走上社会舞台的权利。因为心情舒畅，白蕉久病的身体也一天天康复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摘帽右派”白蕉被再次揪出，“从严处理”。
白蕉《书法十讲》及附书鲁迅诗《无情未必真豪杰》
1969年2月3日，农历戊申年（猴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蕉风椰雨骤然停歇，饱受折磨的白蕉在愚园路家中去世。掐指算来，他只活了61岁。
（二）
白蕉是一位诗、书、画、印俱佳的艺术家，个性鲜明，成就突出。然而对于成就的排序，在他自己看来，“诗第一，书二，画三”。这和社会上流行的评价不太一致。长期以来，业界最看重的，其实都是他的书法，以为有直追王羲之、王献之的大师风采，没有人拿他的诗歌当回事。是大家都看走眼了，还是白蕉敝帚自珍？还是让我们依据作品说话吧。
1929年，白蕉在上海出版他的新诗集《白蕉》，收新诗52首。其中第一首诗，篇名也叫《白蕉》，三白聚一蕉。诗集中复沓重叠、缠绵纠结的修辞法，似乎迄未所见，应该属于白蕉的独创了吧。
长诗《白蕉》149行，是《白蕉》集中篇幅最长的，讲述了“我”爱恋一位“白蕉”姑娘的情感历程：
在神秘之雅年，/我早已爱上了你了。/可是以这样的神秘，/我的双亲没有知道，/你的双亲也没有知道……
我望你永远活泼而芳菲，/如泰岱之崇高；/我望你永远爱我，/如太阳之临照！/你呀，早已是我生命的主宰了……
对于恋爱对象，白蕉有着自己明确的标准。他在《我有一个》中神往道：
她像是一个母亲，/又像是一个先生；/但是有时候呢，/像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是一个我需要的天使！
严格说来，上述诗篇都是白蕉个人的恋爱镜像，更适合私藏独享。当然，还应与一人共享，那就是送他白色美人蕉的姑娘金学仪。
据白蕉长女何雪聪后来证实，母亲“喜欢美人蕉”，父亲也喜欢美人蕉，不仅“自取笔名白蕉”，且将白蕉的意象覆盖了他们全部的审美。
追求个性解放，强调恋爱和婚姻自主，倡导和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人生，是五四一代新人自觉承载的使命。反映在白蕉笔下，他的一些以爱情名义包裹的诗歌所要宣泄的，其实远不止男欢女爱：
爱！/再不用疑心……/也不用灰心……/小草如怯风吹，/不该生长山巅；/倘我怕烦恼，/早不爱你！/摧残，/怕什么！/不勇敢，/活着也死；/失败，死也是胜利！/不要退缩！/前途，/看——/多光明？/你，就是/我生活的意义！（《再不用疑心》）
他的一些貌似写景状物、描摹自然的诗章，字里行间，也是双关着更为广阔的意境。且看这首《高邱之上》：
我捷足而登彼高邱，/晚风满挟悲凉之气而扑来。/草木如毛，人如蚁，河如带……/望四大的辽廓，/恨浓碧之烟，/遮断我远去之目！/仅留夕阳在我眼中斜挂……/乌鸦落在古树之枯梢，/击着倦飞之翼而放歌。
高邱，也许是实有之地吧，但是，“晚风满挟悲凉之气而扑来”，却显然已被笼上了一层非实有的主观色调。夕阳、乌鸦、枯梢、倦飞之翼，所有关键意象的挑选，都已是白蕉的，而非自然的。
有回忆文章称，年轻时的白蕉外表温文尔雅，具有典型的旧式文人谦谦君子之风，但骨子里却桀骜不驯。及至年长，依然本性难改，而被篆刻家陈巨来著文归入“海上十大狂人”之列。有人为证实白蕉的狂傲举例道：白蕉早年举办展览，在广告语中即自称为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而当时“物论殊不耳”（召来的物议不堪入耳）；他将海上名流沈尹默的字贬为“其俗在骨”，置之眼角，让许多人听了老大不忍，以为“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通悦）”；他批评戊戌变法头面人物康有为的字更是辛辣，直斥“颇似一条烂草绳子”；在他眼里，清代碑石鼓吹者包慎伯的草书用笔，简直是“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
颇有一些文章不以为然，竭力为白蕉辩护。陈巨来所著，虽据坊间物议将白蕉列为“狂人”，却在文中否定了这种社会评价：“余久知其为一狂而懒之名士，报刊上亦时见其文字，小品文似专学袁中郎一路者。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但读过了白蕉早期诗作，笔者倒是宁肯相信桀骜不驯实为其真。白蕉的气质个性，是成就其书法独特品格的根本，否则，白蕉将无以为“白蕉”。
私下揣度，这也许便是白蕉将诗艺列为自己才华排序之首的缘由吧。是诗的锤冶和熏陶，赋予了他艺术的狷狂与通灵。倘非假缪斯之翼，一个低眉顺眼的写字匠恐怕是飞不起来的。
（三）
近年来，白蕉的多幅书画精品从海外回流，进入拍卖市场，价格一路上扬。于是，一个几乎被湮灭的上海艺术家，借助金钱的力量，重新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并引发对其价值地位的追捧。这种以价格估量价值的回归虽不免让人黯然神伤，但也无可奈何。当下中国，比金钱更有力量的，除了权力，还能找到其他象征体吗？
虽然白蕉自己有“书二、画三”之说，但这是他在拿自己跟自己比，如果比的是他人，相信他决不会甘居其二。唐吟方在《雀巢语屑》曾记载：据白蕉夫人回忆，“悲鸿先生很赞赏白蕉的书法，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并亲笔为他书写。1932年，特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自己在《云间甲集》中也说：‘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当时白蕉只是个年仅25岁的毛头小伙，竟然自况“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其自视之高、个性之狂真，跟东床袒腹的王羲之大可一拼，难怪有人骂他狂。
然而白蕉的书画艺术，的确得到了许多大师级人物的激赏。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徐悲鸿、邓散木就被并称为“艺坛三杰”，且有“白蕉兰﹑（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绝之誉。其中白蕉作画惟兰，所绘兰花深见工夫，时人评价很高。谢稚柳说：“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所未有。”“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沈禹钟说：“（白蕉）书法逼二王，画兰也无敌。”唐云说：“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沙孟海先生1980年为其《题兰长卷》作跋：“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弛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白蕉学生孙正和说：“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
云间白蕉绘兰
毋庸讳言，无论身前身后，白蕉虽然在象牙塔似的专业圈声名煊赫，一旦出了这个小圈子，进入广义的社会文化范畴，却始终影响不彰。这跟他淡泊自守的个性有关。他的交际圈不大，结交的都是比较清高的文人。他标榜魏晋风度，崇尚真诚坦荡，摈弃扭捏造作，曾于某年溽暑，给友人写过这样一封信：“白蕉顿首，暑气毒人，不堪做事，且屏妇子谢客裸卧，真人间适意事也。扇已书就，乏人送上。此间西瓜尚存三二枚，两三口可尽，足下有意接济，可来一担。”“屏妇子谢客裸卧”，如此做派，岂非活生生“脱衣裸形在屋中”的刘伶？白蕉还具有竹林七贤“纵酒放达”之癖好，堪称海量，他的好多作品都是深更半夜喝醉酒写的。
白蕉认为：“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他常告诫子女和学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他把立德置于炫技之上，层次分明，概念清晰。他不善交际应酬，从不汲汲于名利，不求速成，不欲人道好。他“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数十年如一日习艺问道，无间临池，是真正能静下心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大家。
白蕉夫人回忆，白蕉练字常通宵达旦，差不多每夜都要用掉一二杯子的墨，到老不改，往往满室墨迹累累，纸尽墨干而兴犹未尽。白蕉晚年曾戏称自己为“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他的专注庶几达到了将妻儿抛掷脑后的程度，曾自况：“无闻子小楼成一统，兰天蕙地，不问窗外阴晴，可闻孩子叫跳，盖不知尚有为人之事，为父之事。”
白蕉对人对己一向严格。他评价古人的作品可说挑剔，而对自己则近乎苛刻。据说他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将临本与北宋原拓映日对照，竟能重合起来，一时传为美谈。他的书画作品稍不合意，即刻撕去，毫不足惜。有时整理旧作，不满意就撕，连孩子们都说他“浪费”。56岁时，他亦感叹自题：“狠不易，对自己狠更不易。十纸撕其九，又弃其一。”因之自号“勉夫”。白蕉一直到晚年还对自己狠劲不减，删繁除冗，刻意求道，故其书法修炼得火气全消，一片淡雅平和，既没有积狂蓄野的“冲击力”，也不见逞能求宠的“表演欲”。堪称人书合一、化繁为简，故而能那样平淡静雅、率意自然。书法乃寂寞之道，能耐得大寂寞者才是得大道之人，白蕉身后名声鹊起即证明了这一至理。
（四）
白蕉书法从早年至晚年，经历了“楷书→行书→行草→草书”的演进过程。越往后草书痕迹越重，晚年始得纯粹意义上的草书。然而天折其寿，故传世的作品行书最多，也最为世人所称道。
白蕉书法
白蕉行书取法高古，自称“复翁攻书不见唐以后人”，主要以“二王”为本，虽亦沾米芾、董其昌之流韵，但始终保持“二王”潇散纵逸、超凡脱俗的品质。白蕉去世前两年所书之作，确乎臻达浑融无迹、人书俱老之境。
白蕉在书法理论上也是造诣匪浅，比如书坛熟知的《书法十讲》、《云间谈艺录》等，曾影响过大批书法学习者，由于所谈皆切身体会，深入浅出，直击要害，所以非常受欢迎。
例如“选帖问题”，白蕉的经验是——“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象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关于“正确的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但越是简单平凡的东西越是日常，自然也就万般重要。经过了最初的训练，“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功到自有好处”。关于如何才算“炉火纯青”——“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关于“碑与帖”——“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关于“神采”——“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
这样的理论，精准贴切，毫无匠气，非科班教育所能言，深具大家气象。
早在1949年万象图书馆印行《书法大成》时，收入的40余名民国以来的名家作品中就有白蕉的大作，还刊有他的草书基本运笔法图例教案。1998年北京二十世纪书法系列大展选取了他的书作。199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将其书作影印出版，引起学书者的热切效仿。200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作品出境的385名书画家中，白蕉被列为精品不准出境的107人之一。2005年白蕉的家乡上海金山博物馆编辑出版了《白蕉书画集》。2006年柳亚子纪念馆编辑出版了《白蕉手迹鉴赏》，同年末上海书法家协会编印“海派书法十大家”大型丛书，亦有白蕉的一席之地。尽管苦赛黄连、薄似春冰、险于江湖的社会罗网最终掳走了他的性命，但他的姓名，却赫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标识，标识着海派文化曾经达到过的辉煌高度。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