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29年4月6日，马相伯和章太炎联袂在上海震旦大学演讲，听众千人。马相伯的题目是《中国科学不进步之原因》，章太炎的题目则是《说我》。马校长主“科学”，批评王阳明，贻误近代化，演讲的大意为：明朝的末年，中国出了个救星徐光启，他和利玛窦输入了西方的格物方法。这时西方的科学文明方在萌芽，如果中国能够这样一直的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要追及西方和他们并驾齐驱并不算难。不幸到了清雍正年间，西方天主教士和中国儒者相争，互相非难——天主教士误认儒学也是教，加以攻击；儒者因为仇视天主教士的缘故，也就疾视科学，致中国科学就此中断，不能进步。这是教士的不是，这是人误，这是中国科学不进步的近因。章太炎则推崇哲学，表彰王学，激励民心。马相伯的想法后来成为热门话题，著名的“李约瑟难题”[①]、“钱学森之问”[②]就和其有关。

200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与杨振宁教授、陈方正先生谈及十六世纪欧洲和明、清的科学传统，杨振宁说：“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不可能培养出现代科学家。”（这一见解也可见于他的文章《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③]）“到1600年，中国科技却已远逊于欧洲。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明朝政府要由葡萄牙人所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这一点大致准确，当时中国的数学、天文、工艺已经落后，但欧洲也是刚刚进步；还有一些领域，中国仍然领先，如家具、丝、棉纺织、瓷器制造等等。杨振宁认为：“比起欧洲大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王守仁的影响是望尘莫及的，他的部分思想可以被解释为反科学的。”[④]这个说法也基本准确，“王学”对“哲学”有利，对“科学”不利；但是徐光启等人提倡的“汉学”对“科学”非常有利，汉学、经学、考据学中很多涉及到天文、数学、历法、地理、农学、器物学（考工记）等领域的知识就是古代科学，这些成就不比16世纪的欧洲落后。“利玛窦是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徐光启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大臣，可是大学者，1604年进入翰林院，在这一年以前他在南京受浸洗礼入了天主教。他和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的前一半，是他将欧洲科学引进中国的许多工作中的一项。”确实如此，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通过“翻译”、“会通”、“超胜”三步，设法把“西学”与“汉学”融合，引中国传统进入现代。但杨振宁同时又认为没有清末“西学”的输入，中国不可能有现代科学。事实上传统“汉学”对现代“科学”有很多正面作用，比杨振宁承认的要更多，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明末重要学者、上海人徐光启。

徐光启肖像

二、徐光启的三个身份：科学家、思想家、宗教家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明末数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百度百科）。他与仁和李之藻、杭州杨廷筠被天主教会称为开教“三柱石”之一。

我们定义徐光启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相对于被范文澜评价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徐光启对西方文化持有更加自信、理性的态度，他比150年以后的林则徐更了解欧洲。另外，他是上海徐家汇乃至徐汇区的老祖宗，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上海人”，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

1641年，明朝崇祯皇帝用御制安葬徐光启在今天的光启公园，墓地牌坊上的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概括了徐光启一生的重要功绩和几个不同身份，但是不便承认他是天主教徒。1903年，法国耶稣会士纪念徐光启入教300年，在徐光启墓前竖立十字架。1933年，天主教会和徐氏家族一起纪念徐光启去世30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竺可桢论证徐光启是“中国的法兰西斯·培根”，全面承认徐光启在科学、思想、宗教三界的重要身份。1980年，复旦大学数学家苏步青题“徐光启墓”，恢复其“科学家”身份。1983年，复旦大学老教授周谷城题“徐光启像”，恢复其“思想家”身份。2003年，徐光启墓地得到全面修复，墓前重新竖立十字架，晚年回归文化基督徒的王元化先生题“徐光启纪念馆”，承认其“宗教徒”身份。2009年，徐汇区文化局于清明节祭奠先贤，朱维铮先生撰写祭文：“伟哉光启，自别人间，愈世十二，斗转星移，暴君极臣，俱化土苴，惟先生越入近世，越增声望。历史大浪淘沙，公道自在人心，于先生见之矣。呜呼光启，虽死犹生！”2012年，朱维铮、李天纲主编的《徐光启全集》出版。

全面修复后的徐光启墓地（摄于2005年）

朱维铮、李天纲主编的《徐光启全集》书影

三、徐光启的科学事业

1.农业革命：引进番薯与水稻北种。一般学者估计清初人口是5000万（最低估计2000万），乾隆五十八年（1793）达到31328万，增长了6～15倍，其中肯定有统计口径的出入，但“人口爆炸”也是肯定的[⑤]。何炳棣在《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中认为人口膨胀背后有一场“农业革命”，这就是徐光启推动的；同一时期引种的农作物还有花生、玉米、烟叶等，都是美洲植物。徐光启在《甘薯疏》（收入《农政全书》）中介绍了从菲律宾、台湾、福建引种甘薯，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增，南方丘陵地区人口增长。在东林党争剧烈的时候，徐光启避居天津小站，引种江南水稻，改善漕运困境，还为此翻译《泰西水法》。天津小站的水稻为黄河以北耕种水稻之始，如今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耕种水稻，徐光启为北方带来的“绿色革命”，改变了北方人两千年的饮食结构。徐光启还在天津试种欧洲葡萄，开始酿制西式葡萄酒，不愧是“中国第二次农业革命”之父。西汉汜胜的《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合称“四大农书”；三个山东人的农书都是中国经验，而徐光启的农书有欧洲经验，属全球化。

徐光启《农政全书》手稿

2．军事革命：引进火炮与革新阵法。中国有火铳，但无大炮，澳门葡人在对西班牙、荷兰的战争中发展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便是火炮方面的专家。徐光启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自己出钱买了四门大炮，在对金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徐光启还注重革新阵法，写了许多练兵、治兵的经验、规则等，这些军事思想在他的《徐氏庖言》、《选练条格》、《兵机要诀》等书中都有记录。

3．历法革命：督领修历与《崇祯历书》。徐光启于1629年开始领导历局修订历书，直到1634年，即徐光启去世的第二年，《崇祯历书》方编修完毕。如果和欧洲的《格里高利历》相联系，中国可以说与欧洲同时起步“科学革命”。《崇祯历书》中的时间也是与世界同步的，如阳历与阴历、时辰与小时（24小时与12时辰）、百刻与96刻。

此外，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大的，他重建“汉学”勾股、推步、测算之学，他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奠定了现代几何学的基础。

四、徐光启的翻译事业

1．《几何原本》

“几何”（Geometry），按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来自于对“Geometria”词头“Geo”（形状学）的翻译；用上海方言念，“Geo”就是“几何”；“几何”一词还能让人联想起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605—1607年，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二人在北京翻译克拉维乌斯注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 with Commentaries）前六卷。译文中的几何学名词术语沿用至今，在大、中、小学教科书中使用，如点、线、面、直线、平面、曲线、三边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垂线等等。

《几何原本》引进了西方的数学思维方式，激活了汉代的算学、天文学，令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改观。在这之后，李之藻（1565—1630）翻译《同文算指》，引进笔算和代数（Mathematics）；徐光启、孙元化恢复《九章算术》中的“勾股学”；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继续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康有为（1858—1927）借用《几何原本》推论“实理公法”，使用“公理”、“公设”、“定义”，认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领域的自然法则（“普世价值”）。

《几何原本》

2．《泰西水法》

《泰西水法》是近代物理学的起源，由“熊三拔撰说，徐光启笔记”，虽说是“水利书”，其实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哲学、地球物理学，后面才是讲工程技术。所以《泰西水法》是一部神学、哲学、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的著作，从上帝造人，天地起源，大气、云雨、风暴的发生，再言及山河水利。当时的“水法”，主要用作“喷泉”的制作。这种思维方法和《天工开物》、《梦溪笔谈》、《说天》等差不多。那时候“科学”还没有独立出来，这也说明西方科学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科学进步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事情。

3．《灵言蠡勺》

《灵言蠡勺》译自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由“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之外，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古希腊哲学”还有：李之藻、傅泛际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名理探》）、利类思译阿奎那《神学大全》（《超性学要》）、高一志译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克伦理学》（《修身西学》）、艾儒略编写《性学粗述》。“文艺复兴运动”发掘的古希腊哲学、科学以上都有介绍。

4.“翻译”、“会通”与“超胜”

1582年，克莱佛斯向明神宗万历进献《格里高利历》。1619年，来自于罗马学院的邓玉函到达澳门，1629年在历局任职。1619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从罗马回来的时候，募捐得到“西书七千部”，几乎把欧洲图书馆带到了中国；向达（1900—1966）称：“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我们认为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体东输，是欧洲十七世纪的知识大全。1637年，哈佛牧师去世时把自己的250本藏书捐出来，建立了哈佛学院。1806年，美国总统杰佛逊把自己的藏书6487册以23950美元出让给国会，成为国会图书馆初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王徵等人在民间翻译；徐光启上书朝廷，建立“译馆”。如果明朝不亡，或者清朝延续“西学”，中国不会落后。

徐光启的文化原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的科学事业的主要作用在于翻译和引进、恢复和创新，可见翻译是其一切科学事业的基础；会通，即激活、恢复古代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吸收欧洲当时先进的科学，会通成中国特色的双重的文艺复兴；超胜，就是为了发展，但最终夭折。

五、“天主教三柱石”：第一代教徒徐光启

徐光启身为“儒家天主教徒”，有着中国人和天主教徒的双重身份认同。

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为天主教徒。次年，徐光启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儒家领袖。“儒家天主教徒”（Confucian Christian）这一模式和近代“民族主义”很不相同，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接近。

和林则徐相比，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同时又具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儒家普世主义。

六、结论

中国与世界：融合相处；

中学与西学：宗教对话；

科学与宗教：和谐进步；

理科与文科：缺一不可。

“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比徐光启大1岁；“实验物理学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比徐光启小2岁；“‘新天文学’的开创者”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比徐光启小9岁；“近代哲学第一人”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比徐光启小34岁；徐光启出生前21年，提出“日心说”、完成了“天文学革命”的波兰学者哥白尼（Nicalaus Copernicus,1473—1543）刚刚去世；徐光启逝世后9年，“经典力学创始人”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刚刚诞生；徐光启逝世后35年，写作《新科学》、被称为“近代思想奠基者”的意大利学者维柯（G.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也刚刚诞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人物不断涌现，这个时期后来被认为是“科学的兴起”（Rising of Sciences）。而十六世纪并没有“科学”，“Science”的含义，只是“知识”、“学问”，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在中国，江南地区也涌现了一大批学者，群星璀璨，并不寥落。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不受重视，而实际成果并不很落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江南学者群，在这个时代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元道士朱思本绘制了《舆地图》，徐霞客（1587—1641）编写了《徐霞客游记》，宋应星（1587—1666）著述了《天工开物》、《谈天》，方以智（1611—1671）编著了《物理小识》；而且，他们的工作和欧洲连为一体，本来是可以同步发展的。清初中国的天文、历算、数学、水利工程、器物制造、兵器改良和农业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不比欧洲落后很多。如果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主张得以实施，明末“译书局”顺利开办，康熙“蒙养斋”（算学馆、科学院）趁早举行，则中国科学技术不会在鸦片战争以后落后那么多。

通过比较徐光启、利玛窦，我们有一个重大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重文轻理”！儒家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利玛窦中国札记》载：“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的交谈中提到，“（中国人）曾（在汉代）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由于科举考试中没有“自然科学”内容，儒家士大夫养成满口“仁义道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这种传统必须通过提倡“实学”、“新学”和“格致学”来改变，可惜的是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冲击了“中国的科学革命”，清朝一直没有把“自然科学”建立起来，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就有了“马相伯命题”、“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的产生。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病原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涉及到政治体制就是另一回事情。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利徐学社主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