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衡山路地铁站走出来，沿路走到吴兴路口，右面有四栋高层建筑，门牌号是吴兴路246弄，人们通常称这里是“吴兴大楼”。从建筑本身看，它们普普通通，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的楼，特色也不明显。这几年，沪上的老建筑受人追捧，而这样的高楼是不入人眼的。一座房子，建筑本身，当然是一曲凝固的音乐，然而，它的人文价值，它承载的历史内容，我认为要大于建筑形态本身，不仅如此，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传奇、精神气息，让一座沉默的建筑有了自己的声音和个性。吴兴大楼，在百年建筑遍地的上海，属于年轻的“小弟弟”，然而，它见证了一群人不同以往的晚年，我相信在未来的城市史上一定会有它的位置。

　　只要说出几个名字，就能证明这样的判断并非凭空而来，住在这里的人有左翼电影、戏剧的领导人之一于伶，莎士比亚的翻译者孙大雨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谢希德，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著名作家赵清阁、师陀，著名学者王元化……经历过十年“文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们搬到这里，虽然已是桑榆晚年，可是，每一个人仍有很多抱负、计划，吴兴大楼伴着他们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吴兴路246弄吴兴大楼（贺平 摄）

赵清阁：浮生若梦诗文泪

　　据说赵清阁是一位在落雪天存雪用雪水泡茶的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妙玉，让贾宝玉自惭形秽的姑娘。也难怪，赵清阁曾将红楼人物故事改编成话剧，结集《红楼梦话剧集》出版。朋友沈扬曾跟她求证此事：“还记得1994年的一日，笔者去吴兴路清阁寓所看望，茶叙中，引出了雪水茶这件事（自然是我提出），清阁带笑回答‘那是偶尔的事情’，接着一句是：‘我哪有妙玉那样的好情致！’”（沈扬：《细节中的赵清阁》，《解放日报》2016年3月28日）“偶尔”已足以让人浮想联翩，这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啊？

　　细想一下，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赵清阁不过三十岁上下，就与很多前辈作家交往密切。郭沫若在信中与他开玩笑，茅盾晚年赋诗说：“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清谷行》，《茅盾诗词》，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6页）老舍与她合作创作剧本，田汉、梁实秋、梁宗岱等人与她都来往颇多。这一定是一位吸引人的女性，所有这些，历经岁月的酿造，在多少年后又散发出别有意味的酒香。“沧海泛忆往事真，行云散记旧风尘。”这不仅是赵清阁晚年的诗句，还是她晚年写作的主要内容。她是幸福的，有那么美好的往事可以回忆。在她的笔下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白薇、谢冰莹、方令孺、俞珊、沉樱、安娥、许广平、陆小曼、陆晶清、冰心，这些女作家都是她的朋友；茅盾、阳翰笙、梁宗岱、刘海粟、傅抱石、齐白石，这些前辈也成了她的忘年交，赵清阁用文字把他们从遥远的往昔唤回来。

赵清阁自书诗（1998年）

　　她回忆在重庆“文协”举办一周年纪念会时，几位作家斗酒的情景：

　　武汉一九三八年底沦陷，“文协”随难民撤退入川，翌年三月，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文协”成立周年纪念会，晚上还借“生生花园”举行了宴会。“文协”会员济济一堂，像武汉时“文协”成立那天一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虽然前方战局不利，节节败北，但我们是前方坚强的后盾，都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有最后胜利的信心。

　　宴会上我和安娥、白薇、陆晶清、王礼锡等同桌，安娥好闹酒而没有量，晶清善饮。邻桌洪深向安娥、晶清和我挑战摆擂台，斟了三小碗酒，要我们三个人喝完就算赢，否则受罚。安娥一碗未尽，晶清不服，也只喝了一碗。白薇直嚷嚷“不能输给他！”这时安娥要我上阵，我虽嗜饮，却有点望“碗”生畏，但又不甘心认输，就硬着头皮把第三碗酒喝干了。轮到洪深，安娥让他也喝一碗，他没喝完已经醉了；于是他输了应受罚，可他想赖，我们哪里会依，安娥便向主席桌控告。郭老推邵力子先生当法官，邵先生裁判，罚洪老夫子唱了一段京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博得一片掌声。（《挥泪记安娥》，《浮生若梦》，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94—295页）

赵清阁《浮生若梦》书影（1989年版）

　　端木蕻良赞扬这些回忆文章：“看到你写的一些回忆，我真佩服你的记忆和对事物的体会，这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写照，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不会奉承你，这点你是知道的。”（1990年6月18日致赵清阁，《沧海往事：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7页）岁月更替，人生沉浮，故友凋零，一切都成梦，这种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洪深的女儿洪钤曾写道：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赵清阁阿姨在饭店请客，这不符合她一向的行事方式。那天应赵阿姨之约去的人，除了我母亲之外，其余的都是她的晚辈，总共在一起还没有凑到一个满桌。那天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把“吃”放在心上，只是感到有些意外。原来，赵清阁阿姨是借“庆祝”自己80岁生日这个机会，要和关系比较亲近的朋友们聚一聚。吃饭间，赵阿姨主动提到：“我八十岁了。近来，常有人问我：一个人生活，是否孤单。”稍停后，她用稍稍提高些的声音，仍是平静地继续说：“我的回答是：我不孤单，但我感到孤寂。因为我的好友，一个一个都离去了。可以交流的朋友越来越少，以至都没有了。因此，孤寂之感油然而生。”（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香港文学》2009年10月号[上]／11月号[下]）

　　孤寂，占据着赵清阁的晚年人生。谈到自己书房的“小物件”，睹物思人，她也有一番伤感：

　　我这辈子几乎三分之二的岁月，都是在书斋里度过，与书为伍，与笔为伴。

　　书斋除了书籍和“文房四宝”之外，我也喜欢陈列一些小摆设，包括各色手工艺、古玩(多是赝品)、字画、盆景。它们的特点不在于精，而在于小，我收购的时候就专着眼于“小”，越小我越爱。女诗人方令孺笑我是孩子的癖好。她也有同好，我们都很珍视这点可贵的童心。这癖好，这童心，至今未泯，每当我忧烦和疲惫，便把玩这些小东西，它们会使我暂时忘记自己的年龄！小摆设有买来的，也有不少是朋友赠送的，“文革”时丢失一些，也保存了几件，如洪深送我的小铜虎，阳翰老夫妇送我的布老虎(“虎”乃我的属相)，冰心送我的花瓶、红豆，傅抱石送我的图章并代我刻了名字，老舍送我的砚台、水盂……这些我都视为珍贵的纪念品，它们都伴随了我数十年，馈赠的人有的已作古死别，有的亦生离千里，睹物思人，能不惆怅怃然！（《恨水流何处》，《长相忆》，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此文写于1989年8月，赵清阁搬到吴兴大楼的住址已经有两年多了。对这次搬家，我曾请教与赵清阁晚年多有交往的沈建中先生，他是这样答复我的：“赵清阁先生住址是吴兴路246弄3号楼203室（她故去后被保姆卖掉了），她是1987年由长乐路迁至此地，乔迁是在3月8日妇女节，那天是星期天，我还去帮忙。好像是市委宣传部分配的，听她说起是在洪泽的直接关心下分到的。二室一厅，她住一间，另一间是保姆住。”（2018年3月27日致笔者电邮）搬家日期，高天星等人撰《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续）（《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记为2月22日，并交代这是“文革”中房子被占后的第三次迁居，第一次是197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用高压手段占房，迫使其迁出华山路住所；第二次为恶邻所欺，迁出巨鹿路820弄39号；这一次是赵清阁一再反映才落实政策的结果。1987年（未署具体月日）赵清阁给老友阳翰笙的信上说：“迁居一月，迄今犹感疲惫。但晚年能得此陶然安居之所，亦堪庆幸了。”（赵清阁编：《沧海往事：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第271页）一向关心赵清阁的阳翰笙在1987年5月6日致赵清阁的信上说：“三月二十二日来函获悉，得知你搬家已大致就绪，总算有了一个较适当的住所，甚欣慰。”（赵清阁编：《沧海往事：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第13页）看来，虽然居室不大，她已心满意足了。

　　赵清阁换房的经历，从一个侧面看出她所受到的并不公正的对待。这其实从1950年就开始了：

　　一九五Ｏ年二月，上海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那次会议让赵阿姨第一次“领教”了新的社会环境的“威力”。会前，文化系统领导指定要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在大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当时赵阿姨还算年轻，极有个性的她，“棱角”还在，她对这样的一种“要求”，当然不能接受。赵阿姨态度坚决地表示：不接受会议的这个安排。于是，在指定赵阿姨做公开自我批判的前一天，有关领导派了赵阿姨的朋友、戏剧家熊佛西先生和另一位朋友一起去到她家，进行说服工作。两位受命而来的朋友，向赵阿姨表示了不完成任务就不离开她家的态度，熊先生的话，都说到了：“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帐。”这个地步。双方僵持到近凌晨，最终赵阿姨虽然答应了，但有前提：“绝不涉及政治，只谈创作，可以检查文艺思想。”并表示：“如果我提的上面同意，我今晚赶写发言稿。若不可以，明天我会都不去开了。”第二天，赵清阁阿姨满腔委屈地上了台，她是一直眼泪不止地做着“检查”——台下听的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因为检查“深刻”而哭。真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

　　1952年，赵清阁随同私营的大同影业公司并入国营联合电影厂，任该厂艺术处干部。文艺界“整风运动”后，她又被安排到资料室工作四年，一个作家变成资料员，她也默默接受了。1956年底，许广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海视察时，提出赵清阁工作不对口，才促使赵清阁返回创作岗位。次年五一，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电影工作者座谈会，巡视会场后，问：“赵清阁怎么没来？”总理过问，使得她在年底周恩来再次来沪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成为座上宾。“文革”结束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赵清阁最初也被排除在外，还是茅盾为她打抱不平，“特邀”她，她才有机会与会。（参见赵清阁：《大文豪久远流芳》，《长相忆》，第160—161页）对此，茅盾在1979年9月5日致姜德明的信中，还表示大惑不解和不满：“赵清阁政治上一贯拥护党，上月她来京曾两次拜谒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且为她不为上海选出之四次文代大会代表而为特邀，表示不平。（此次上海不选袁雪芬，而把文化行政官员选出，且扬言袁雪芬自有中央特邀，上海乐得多出一代表，各地类此情况颇多。有人说此次文代会一半代表是文官，可称为文官大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茅盾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了解文坛世故的人，或许不难理解，赵清阁以文会友，无帮无派，也无职无权，她热爱写作，视写作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却并不热爱文学江湖，为沽名盗名而奔忙。然而，我能够体会到，老太太也憋着一股劲儿，她感受到压抑，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坚持。她不想用什么去换取利益，不想污染自己的人品，却并不等于不迎着寒风绽放。当年，梁实秋曾为赵清阁画梅花图，边上题词是：“直以见性，柔以见情，此梅花之妙也，今以此二语移赠清阁，以为如何？”这也道出赵清阁的品性。

　　1993年11月24日，赵清阁在给韩秀的信上谈到她晚年的计划：打算编一本散文集，再编一本友人给她的书信集，最后编一本话剧集、诗集，就封箱搁笔。她说：“愿上帝假我以寿，让我再活几年，把未了之事干完，也就心安了！不是为稿费，是不大甘心文坛对我几十年来的压制！（你会理解）”后来又补充：“这封信写了两三天，很矛盾，又觉得还是洒脱点的好，一了百了可也！‘文章千古事’，何必争一时之短长？！‘得失寸心知’耳。唐人早有此悟性，吾当受教！”（见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3—94页）心中有不平，却又坦荡地自我化解了。遗憾的是，病魔没有放过晚年的赵清阁，出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她的计划屡屡受阻。诗词选，她已经编好，用牛皮纸装订成册，有一家出版社曾考虑接受，却没有结果。她花了很多心血的友朋的书信集，在她生前也未能出版。老人编选这本书信集，等于沉浸在一生的友情海洋里，有人回忆，1996年，“当时正值酷暑时节，赵先生因病入住华东医院。医生嘱其静心疗养，严禁写作。但因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赵先生冒着高温增删加注，审阅四五稿之多，并写了序言。……当时她只想早点交稿，日夜奋战，终于受到了医院领导的‘批评’。但她却说：‘我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就是想让这本书早点问世。’甚为遗憾的是那家出版社改变了主意，这本颇具史料价值的书也未能出版。”（徐霖恩：《独领风骚的女作家赵清阁》，《世纪》2000年第3期）

赵清阁晚年在寓所

　　在这本直到2006年10月才出版的书信集（即《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一书）中，十分难得地收入了老舍的四封信，而其他她与老舍的多封通信，则在1999年11月，她最后一次住院前，全部亲手烧掉了。她对朋友说：她把那些信和所有的副本，放在脸盆里烧了，她亲眼看着它们被烧成了灰。

　　我没有机会走入赵清阁的书房，据说那里挂着1961年6月老舍为庆贺赵清阁生日所写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老舍题赠赵清阁寿联（1961年）

师陀：意欲展初志，已成皤然翁

　　诗人于坚在《装修记》中写道：“我分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已经36岁。真是受宠若惊，拿到钥匙，芝麻开门，立即置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太大了，50多平米。对过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是只有一张床位的我来说，真的是太大了，感觉是可以骑着马像农场主那样在里面溜一圈。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十多年，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幸福啊，比找到了白雪公主的王子还幸福。”他还强调：“那个时代房子的分配制度给我这种印象，就是它与社会地位、官衔、级别、资历等等相联系的。”（《装修记》，《人间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房子问题，在当年不知困惑多少人，特别是在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老作家师陀为了摆脱住房的困境连年呼吁。

　　1984年7月28日，师陀在给沙汀的信中道出在夏天的苦楚：“我因住房狭窄，平常尚可将就着住和用，一到夏天，便难周转，故于十六日晨逃避到普陀山来了，为着工作的缘故。”（师陀著，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这处房子还是1981年搬进的，在武康路，离巴金家不远。当年8月2日，师陀给刘增杰的信上说：“我已经于上月底搬家，新址为‘上海武康路280弄35号’。”（《师陀全集》第5卷，第15页）这处房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在师陀为房子奔走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他的窘迫：

　　外地有朋友来信问我的处境是否改善，直到现在我仍旧住两间破房子，一间归老妻做卧室，一间做我的工作室、会客室兼我和儿子的卧室。有客人来，简直转动不开。好几[年]来我要求增配一间廿多平方的新公房，至今无人理会。（1984年9月9日致沙汀，《师陀全集》第5卷，第67页）

　　为此，他不得不给担任领导职务的作家写信，一个文人要开这个口，想来不会毫无顾虑，能够让他这样，真是万不得已。

　　我的住房只有两间，地板结构，共计面积五十二平方公尺。另外煤气、大小卫生间、灶间俱全，全部独用。只因其中一间做我的书房、工作室、会客室，兼卧室；我儿子廿多岁了，仍和他妈妈同住一间，甚是不便。因此急需增加间数。现有兴国路41弄1号楼新工房底楼，水泥地板，面积和我现在住房相仿，唯间数较多。据查此新工房产权属市委所有。请求市委有关部门准予调换，照顾我这个辛勤写作了五十多年的老人如何?谨此申请。（1985年2月10日致夏征农，《师陀全集》第5卷，第85页）

　　前年曾蒙关心恢复我的工作，此种厚谊，将永远铭记。

　　今有一事相烦。我现在住房只有两间：一间由我使用，既是书房，又是会客室，又是我的卧室；一间归我老婆和儿子使用，我儿子廿多岁了，仍跟他妈妈睡一个房间，极为不便。“四人帮”倒台后，曾通过上海市文联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请求增配住房，后又向上海市、徐汇区申请增配住房，均无结果。现在上海市委有一部分新工房，可否请你这位老前辈写信给胡立教同志，请他照顾一下辛勤写作了五十多年的作家，在上海中心区增配一间工作室或者将我的住房由市委收去，调换三间一套的住房?使我有生之年，安心为大好形势写作，我就很满意了。（1985年2月17日致夏衍，《师陀全集》第5卷，第86页）

师陀在写作（1986年）

　　身入晚境，想到的还是写作，是改善写作条件：“照顾我这个辛勤写作了五十多年的老人如何?”“使我有生之年，安心为大好形势写作，我就很满意了。”一介书生，这样辛酸的话，令人唏嘘。现实的境况，也使师陀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很激愤的一面，甚至难以想到，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作家。《师陀全集》中收有一封1986年5月2日致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的信，谈的是退休的问题，满篇恼火：

　　我接到你们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通知及根据主席、副主席制定的《专业作家聘任办法》(修改稿)第四条，对照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所发的《专业作家聘任办法》(草案)第四条，仔细研究，不胜骇愕。你们搬用的只是国务院的离退休条例，殊不知全国作协是直接由党中央通过中央宣传部领导的，全国作协的专业作家队伍，也是由党中央通(过)中央宣传部领导并由全国提名经宣传部任命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协分会，也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通过宣传部直接领导；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作协分会均设有专业作家，其产生由地区作协分会推荐，经地区党委宣传部批准，而非由国务院批准和任命，其离退休显然不受国务院离退休条例约束。因为上自党中央，下至各地区党委及所属部门就由他们直接领导群体成员，任职离退，全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条件，而非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党委尚且如此，在党中央未制定出全国专业作家离退休条例以前，我建议对专业作家离退办法暂缓执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之一，对你们寄来的《专业作家聘任办法》(修改稿)第四条，由于它不合理，我坚决反对。如果你们一定实行该《办法》(修改稿)第四条，我保留向上级申诉的权利。（《师陀全集》第5卷，第93页）

　　关于退休的事情，师陀早就有怨言，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被白白浪费了很多大好青春年华，终于赶上好时候，却要他们退休，这种捍卫工作权利的不甘，同样让人感慨。1981年11月2日给胡乔木（《师陀全集》中写“致某领导”）的信中，他说：

　　另外有一事向您请示。我原是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按规定，六级以上专业作家并无退休制度；而“四人帮”倒行逆施，在十年浩劫中我跟您一样受到种种迫害，最后并对我大耍无赖流氓手段，甚至加以威胁，逼我退休。我虽然不服，只得忍气吞声服从他们的命令。“四人帮”倒台，我跟大多数受尽迫害的人一样，如剥[拨]云雾而见青天。我曾经多方呼吁，要求恢复我的工作，至今四年有余，如石沉大海，迄无消息。不管在十年浩劫中被强迫退休或自动申请退休的，都早已恢复了工作。您的工作极忙，我本来不想打搅您，但是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向您写这封信，请求恢复我的工作。您是中央书记处人，深知文学艺术对世道人心的作用，也是间接对四个现代化的作用，我想您不会不管吧?（《师陀全集》第5卷，第79页）

　　之后，我还看到师陀1985年9月25日“揭发”上海作协情况的信，同样是写给胡乔木的：

　　我从去年下半年起，在作协上海分会就受排挤。上海分会旧党组分为两派，这是你知道的，听说你曾经表示要亲自抓这个问题，结果胡立教同志抓了。胡立教同志委托吴某人筹备召开上海文代会，一年多未见眉目，最后他只好另外委托夏征农同志，至于详情，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上海开文代会的结果：吴某事先给巴金找得一位代理人，他在其一派中给自己找到一位代理人。我和原旧党组中两派没有任何关系，不知何以遭到吴某一派的排挤。还有一个王西彦，自称三十年代在北平就与我相识的“老朋友”，自从你给《无望村的馆主》[写的]序发表后，见到我就像不共戴天的仇人；去年全国作协选举理事，我的名字被从候选人名单中“调整”掉以后，他如愿以偿：见着我自称“老朋友”了。我既然遭到排挤，自己也很识相，作协上海分会的会议便不参加，上海笔会的会议也不参加。

　　上海文学界的思想斗争是假，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实。发了许多牢骚，不太像祝贺信了，请你原谅。（《师陀全集》第5卷第80页）

　　看到这些，我有些瞠目结舌。这哪里是我通过作品感觉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小说家？要知道当年的师陀可是如日中天的青年作家，李健吾（刘西渭）曾把他的作品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南行记》比较评论，认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李健吾还称赞《过岭记》是“动人的杰作”。（《读〈里门拾记〉》，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认为师陀的小说《结婚》是“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第317页）《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马兰》《结婚》，那些年，师陀写得多，也写得好，越写越有个人特色。然而，1949年以后，这位天才小说家失去了通灵宝玉，笔墨变得异常艰涩。

　　或许，这与他的小说《历史无情》遭到腰斩有关。这部小说当时在《文汇报•笔会》上连载，经手其事的是他的老朋友唐弢和柯灵，没有多久，便遭到一份报纸上署名“苏北青年”的批评，主要是批评小说里写到一个仆人爱上主人，用简单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大约是说不通的，当时正是1949年末或1950年初，时代在转换中，新社会的气象十足，面对这样的指责，报纸的压力很大，两位朋友当着师陀的面商量办法，最后只能无奈地说：“没有办法，只好腰斩！”巴金先生在晚年曾为老友感到深深的不平：“师陀有才华，又很勤奋，却未能献出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写出本来属于他的文学精品。解放初期上海某报腰斩《历史无情》对他是不公平的。”（《西湖之梦》，《再思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94页）这是实情，20世纪50年代，师陀在河南体验生活，写出的作品难以令人满意。他对历史有兴趣，写过四幕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历史小说《西门豹的遭遇》，这些作品不乏为配合形势而作，可是师陀刚刚写出一点感觉，大批判便来了，他只有检讨的份儿，哪还有创作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他只写过一些回忆创作的文章和一些散文，笔墨找不到昔日的光彩。他的老友黄裳也在感慨：

　　平时谈话，他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如他不承认书法是艺术，又认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吴承恩。他曾仔细研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发现《金瓶梅》与《西游记》有不少血缘关系。曾劝他写文章，总是迟迟不肯动笔。他颇有些藏书，房间里摆着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常说在这部大书里可以发现不少创作素材。可见他在晚年是有意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的。但终于缺乏动笔的兴致，没有能留下什么成绩。……他的旧作重印的大约有三四种。有的他自己也没有存书，曾替他从旧书店里找到过几种，但也没有重印的机会。这是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忆师陀》，《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9页）

　　所幸，师陀晚年遇到胡乔木，后者可以说是他的福星。经沙汀的推荐，胡乔木看了师陀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大加赞赏，此书重印，他亲自作序，并发表在1984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序中称赞：“这部书对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它既有自己的乡土色彩，而叙述的事件又相当奇特，所以又有独自的贡献。”并说：“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作者却把这两者都做到了。这是这部中篇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最后呼吁“全国文艺爱好者”注意这部作品，并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由于当时的环境发行有限，现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国文艺爱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我对作者只通过几次信，至令还不认识，他的作品读过的恐怕也不到五分之一)，当然不致胡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我只想说，读者看了这本书会喜欢它，会跟我一样感谢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一段悲惨、荒唐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这段历史就产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离开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7、378页）胡乔木长期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他如此热情的推荐，对于改变师陀的现实处境或许不无裨益，包括他的书的出版，乃至房子问题。1987年1月25日，师陀致信胡乔木，又一次为自己的房子问题吁求。

　　蒙你接见，亲聆谈话，实前所未闻，现在中央下了决心，风气会逐渐好转，文艺方面尚待纠正。

　　我各方面都好。只是到了老年，总想为国[为]人民多做点有益工作，唯一的困难是与儿子同居一室，势难如愿，苦不堪言。为此，至盼关照贵秘书，以你的名义，给上海市有关方面写一信，请他们增配一套房子，解决我一家三代仅住房子两间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使]我有可能进行写作。何如?（《师陀全集》第5卷，第81页）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写信起了作用，当年，他的房子问题总算解决了。1987年8月14日，他在给刘增杰的信上通知：“我已于日前搬家，新址为：上海吴兴路246弄三号楼202室。”（《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第446页）新居也不是十全十美，好在妻儿高兴，他也心安。他给刘增杰的信中谈到了新环境：“此地近衡山宾馆，购物却不方便，对过即市检查[察]院及徐汇区检查[察]院，拘捕和押解罪犯受审的车声时有所闻。住房面积反比原先小，陈婉芬、庆一满意，我也只好满意了。”（1987年9月21日致刘增杰，《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第447页）那一年10月，师陀再一次回到故乡河南，按说房子问题解决了，应当高兴才对，然而，他的老朋友苏金伞也能看出来，他“心情不愉快”：“第二次回河南，是1987年10月，是随上海作家代表团来河南访问的。访问结束后，他还想留下来写东西，因为上海居住条件差，缺乏写作的环境。这时他已是步履艰难，上下楼也不方便，又无人陪护，大家都不放心。上海作协党组来电劝他回去，并说新居已定，让他回去搬家。他当时心情不愉快，满腹牢骚。我送他到车站时，可谓怏怏而别。”（《悼师陀》，《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第551页）黄裳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在旅行中师陀挂念写作的事情：“这次旅行，大家都轻车简从，只有他带了一只铁箱子，装着写作资料，说是要在郑州住一阵，完成几本著作，其中就有重定蒋大鸿的诗集。可是大家不放心他的健康，还是一起回来了。”（《忆师陀》，《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第579页）

　　他终究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在吴兴大楼，他仅仅住了一年多，次年10月7日，因医疗上的意外，突然去世。黄裳说：“他去世那年已年届八十，朋友们打算给他祝寿，连日期都已定好了，不料他却骤然去世了。”（《忆师陀》，《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第579页）这之后三十年，我偶然读到师陀写于1980年10月11日的一首《书怀》，文字是有灵性的，这首诗让人读来真是五味杂陈：

游子辞故里，一去不复还；

冉冉老将至，萦绕梦寐间。

忆昔慷慨去，一往直无前，

每与狗徒交，实增纨绔衫。

期以有所成，焉知遭摧残?

终不眨[贬]志节，耻上首阳山。

十年离乱久，九死复一生。

意欲奔“四化”，狡狐当路中。

意欲展初志，已成皤然翁。

虽成皤然翁，犹冀同辈与后人，

誓扫天下狡狐环宇清。

天下清后探旧屋，旧屋久已毁，

故旧多不存，愿与乡人庆升平。

（《师陀全集》第3卷，第730页）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